骨肉瘤治疗相关内容 更多>
病请描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肿瘤关系的最新进展第一部分摘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bstructivesleepapnea，OSA）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其特征为反复的上气道塌陷导致间歇性低氧和睡眠破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OSA与多种肿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方面。现有研究表明，OSA可能通过影响肿瘤微环境、诱导免疫抑制及炎症反应等机制，与多种肿瘤类型如头颈部肿瘤、肺癌、乳腺癌及骨肉瘤等密切相关。本文旨在系统综述OSA与肿瘤之间的流行病学证据、潜在分子机制及临床表现。通过对最新临床研究和基础实验的分析，本文总结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的方向，强调了早期诊断与综合管理在临床干预中的重要性，为未来的科研提供了理论依据。 1.背景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一种全球高发的睡眠障碍，影响超过10亿人，其病理特征主要表现为间歇性低氧（Intermittenthypoxia，IH）和睡眠破碎。这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复杂，通常与多种系统性疾病密切相关，包括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病及多种癌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实验数据表明，OSA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存在潜在关联，特别是在头颈部肿瘤、肺癌及乳腺癌患者中尤为明显。 一些研究指出，OSA引发的慢性低氧状态能够促进肿瘤微环境的改变，从而影响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例如，研究表明，慢性间歇性低氧能够促进自噬过程，与恶性肿瘤的发展密切相关[1]。此外，OSA患者的免疫功能紊乱和炎症反应同样可能在肿瘤的发生和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OSA患者的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necrosisfactorα，TNF-α）水平显著升高，这可能与肿瘤的侵袭性增长相关[2]。 尽管存在诸多证据，但OSA与肿瘤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争议，许多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例如，在针对头颈部癌症患者的研究中，OSA的发生率与肿瘤的复发和相关死亡率显著相关，这提示OSA可能是影响肿瘤预后的重要因素[3]。然而，另一项大型队列研究却显示，OSA患者的肺癌风险并未显著增加，且在某些情况下，OSA患者的肿瘤相关死亡率反而较低，这引发了对OSA与肿瘤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4][5]。在临床管理方面，OSA的识别和治疗策略亟需优化，以更好地应对与肿瘤相关的并发症。目前，临床上主要依赖连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positiveairwaypressure，CPAP）治疗OSA，但研究显示，许多患者对CPAP的依从性较低，且其对肿瘤预后的影响尚不明确[6]。因此，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如采用口腔器具或手术干预，可能对改善患者的整体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OSA与肿瘤之间的关系复杂且多样化，涉及的机制仍需深入研究。本综述旨在系统梳理OSA与肿瘤的相关研究进展，探讨其潜在机制及临床意义，为未来的研究和治疗策略提供指导。通过更深入的理解这些相互作用，医学界可能为患者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最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 2.1OSA与肿瘤流行病学关联 2.1.1OSA患者肿瘤发生率与种类 近年来，许多研究结果显示，OSA患者的肿瘤总体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尤其是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和肾癌等类型的肿瘤。根据一项研究的结果，OSA患者的恶性肿瘤总发生率为0.046%（95%CI:0.027-0.065），显著高于一般人群的肿瘤发生率[7]。具体来说，前列腺癌的发生率为1.1%（95%CI:0.002-0.021），乳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生率均为0.5%（95%CI:0.001-0.008），这表明前列腺癌在OSA患者中具有最高的发生率[7]。 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OSA患者在肿瘤发病率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女性OSA患者的恶性肿瘤发生率为4.0%（95%CI:0.014-0.066），而男性的发生率则为3.5%（95%CI:0.012-0.058），这表明女性患者在肿瘤风险方面相对更高[4]。另外，年龄因素也同样影响OSA患者的肿瘤风险。具体数据显示，60岁以下的OSA患者肿瘤发生率为1.8%（95%CI:0.000-0.036），而60岁以上患者的发生率则达到了4.3%（95%CI:0.002-0.084），显示出老年患者在肿瘤风险方面的明显增加[7]。除了上述几种常见的癌症类型外，OSA还被认为与甲状腺癌、肾癌等其他类型的肿瘤相关。例如，一项研究表明，OSA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率存在显著关联，且在经过多重调整后，OSA的诊断与甲状腺癌的发病风险呈现出双倍的增加（HR2.32,95%CI1.35-3.98）[8]。此外，OSA患者还可能增加脑肿瘤的发生风险，相关研究显示，OSA患者脑肿瘤的风险比对照组高出1.78倍（95%CI:1.42-2.21）[9]。这一发现为临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提示在OSA患者的管理中需加强对肿瘤风险的监测与评估，以便早期发现与干预。 2.1.2OSA严重程度与肿瘤风险的关系 OSA严重程度与肿瘤的发生率及癌症相关死亡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肺癌晚期患者中，这种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一项研究，OSA的严重程度通过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hypopneaindex，AHI）来评估，结果显示，AHI较高的患者，其肺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AHI较低的患者[10]。具体而言，OSA不仅与多种癌症的发病率增加相关，还与癌症的进展及预后密切相关。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患有中重度OSA的患者，其癌症相关死亡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在肺癌和甲状腺癌患者中，OSA的存在与肿瘤的侵袭性特征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11][12]。此外，另一项针对2280名癌症患者的研究发现，OSA的严重程度与肿瘤的大小、淋巴结转移和生存率均呈显著相关性，AHI越高，肿瘤的侵袭性越强，患者的生存率则越低[13]。OSA的严重程度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成为癌症发生和发展的重要预测因子。针对OSA患者的早期筛查和干预，可能会有效降低癌症的发生率和改善患者的预后。 2.2OSA诱导的肿瘤微环境变化机制 2.2.1IH与肿瘤进展 IH是OSA的一个关键特征，它通过多种机制促进肿瘤细胞的进展和恶性化（图1）。研究表明[14]，IH能够激活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factor1α，HIF-1α），这对肿瘤的迁移、侵袭及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transition，EMT）有着重要影响。HIF-1α作为细胞对缺氧反应的主要转录因子，能够调节与细胞存活、代谢及血管生成相关的基因，从而在肿瘤微环境中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 IH能引起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macrophages，TAMs）富集，促进TAMs向M2型极化，释放促炎因子IL-1β、TNF-α，进一步增强肿瘤的免疫逃逸能力。例如，IH对肿瘤细胞中PD-L1表达的上调有直接影响，这一过程被发现与亦HIF-1α的转录调控密切相关[15]。IH通过诱导细胞外基质的重塑和促进血管生成，进而影响肿瘤微环境的构建。这种微环境的改变不仅促进了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还可能影响肿瘤对治疗的反应。在一项针对乳腺癌的研究中，IH通过内皮素信号通路刺激肿瘤血管生成，双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如macitentan）可逆转IH诱导的乳腺癌生长和转移[16]。IH还通过诱导细胞代谢变化来影响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例如，IH通过上调与糖酵解相关的基因表达，增加肿瘤细胞的能量需求，这种变化会促进肿瘤细胞的存活和增殖[17]。 总的来说，间歇性低氧通过多种机制促进肿瘤进展，包括激活HIF-1α信号通路、改变肿瘤微环境的组成以及抑制免疫反应，诱导细胞代谢变化。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靶向这些机制，以改善肿瘤患者的预后和治疗效果。 2.2.2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激活 研究表明，OSA相关间歇低氧能够刺激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Tumor-associatedfibroblasts，CAFs）的活化，进而促进肿瘤细胞外基质的重塑和肿瘤的进展。CAF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化学信号分子以及重塑细胞外基质来影响肿瘤细胞的生存和迁移[18,19]。 CAF的激活通常是由肿瘤细胞通过分泌特定的因子来驱动的。例如，肿瘤细胞分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GrowthFactor-β，TGF-β）等细胞因子，能够促使正常成纤维细胞转变为CAF，进而增强其对肿瘤的支持作用[20,21]。在肿瘤微环境中，CAF不仅通过分泌细胞因子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与转移，还可以通过改变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matrix，ECM）的组成和物理性质来影响肿瘤细胞的行为。例如，CAF能够通过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metalloproteinases，MMPs）来降解ECM，从而使肿瘤细胞更容易浸润和转移[22]。此外，CAF的激活与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密切相关。研究发现，CAF通过分泌免疫抑制因子，能够抑制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活性，促进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23,24]。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肿瘤的进展，也对肿瘤的治疗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CAF的存在可能导致肿瘤对化疗和放疗的耐药性增加，这使得针对CAF的治疗成为一种潜在的癌症治疗策略[25]。在临床实践中，针对CAF的靶向治疗正在逐步展开。通过抑制CAF的激活或重新编程其功能，可以有效地提高肿瘤对治疗的敏感性[26]。 2.2.3免疫抑制与炎症反应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OSA与慢性炎症及免疫抑制状态密切相关，这可能是其与肿瘤发生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机制之一。在OSA患者中，慢性炎症被认为是通过激活多条信号通路（如NF-κB通路）和增加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macrophages，TAMs)的表达来削弱抗肿瘤免疫反应。 在OSA患者中，NF-κB通路的激活可能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些细胞因子在肿瘤微环境中起到促进肿瘤生长的作用。例如，研究显示，OSA患者体内的促炎因子（如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的水平显著升高，这些因子的增加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27,28]。此外，OSA患者的内源性免疫抑制状态也与肿瘤微环境的改变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肺癌等特定类型的肿瘤中，这种免疫抑制可能通过上调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death-ligand1，PD-L1）等机制进一步加剧。TAMs在OSA的免疫抑制和炎症反应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研究发现，OSA患者中TAMs的增多与肿瘤微环境的形成和肿瘤的免疫逃逸密切相关[29]。这些TAMs能够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同时抑制效应T细胞的活性，从而增强肿瘤细胞的存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OSA导致的慢性缺氧和炎症环境不仅影响了局部的免疫反应，还可能影响全身的免疫状态，增加肿瘤转移的风险。
李善群 2026-05-19阅读量478
病请描述：医学的进步，有时候是在悄悄改写"不可能"的边界。在骨科领域，有一台涉及到切除整个大腿骨的手术，长期以来被称为"只能截肢" 。随着3D打印假体技术的成熟，现在这台手术，把一个人的整条大腿骨完整切除，再用定制的金属假体重新装回去，并同时重建了髋关节和膝关节。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但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肿瘤科，这已经是袁霆医生团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常规术式。为什么要切除整根大腿骨？股骨，是人体最长最粗的骨骼，上端连接髋关节，下端连接膝关节，是支撑人体直立行走的核心力学结构。当恶性骨肿瘤——最典型的是骨肉瘤——广泛侵犯股骨全段，或者肿瘤跨越了近端和远端两个区域，出现所谓"跳跃病灶"时，部分股骨切除已经不够，必须将整根股骨整块切除，才能达到肿瘤外科所要求的"广泛切除"边界，降低复发风险。根据2025年发表于《Archives of Orthopaedic and Trauma Surgery》的系统综述，全球651例接受全股骨置换的患者中，骨肉瘤是最主要的手术适应症，占肿瘤性病例的48.3%；尤文肉瘤、软骨肉瘤等也在其列（Wilk et al., 2025）。传统方法：截肢。在3D打印技术和个性化假体出现之前，面对整根股骨受累的骨肿瘤，外科医生面临的选择非常有限：姑息治疗：仅控制肿瘤生长，无法根治；髋关节离断截肢：整条腿从髋部截去，患者从此依靠义肢或轮椅生活；没有第三选项。这种现实对于多数骨肉瘤患者尤为残酷——骨肉瘤好发于10-2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正是人生刚刚起步的年纪。在袁霆医生团队的临床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全股骨置换患者，并非在本院初诊——他们是从其他医院转诊而来的，携带着"建议截肢"的诊断意见。有的患者已经被多家医院告知无法保肢，只能进行髋关节离断或大腿截肢，辗转多处之后，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肿瘤科。这些患者的到来，提出了一个真实的临床问题：保肢与截肢之间，是否还有空间？在严格的影像学评估和多学科讨论之后，如果手术可以实现广泛切除并达到阴性手术边界（即肿瘤完整切除，切缘病理检测无肿瘤残留），全股骨置换保肢手术的天平，往往倾向于"保"。现代手术：定制股骨，重建人生全股骨置换技术的核心，是用模块化金属假体替代切除的股骨，同时在两端分别重建髋关节和膝关节的功能。而袁霆医生团队所采用的进阶方案，是3D打印个性化定制假体。手术前，通过CT和MRI精确建立患者股骨的三维数字模型；依托医学建模软件，设计出与患者解剖结构完美匹配的钛合金假体；再通过电子束熔化（EBM）等增材制造技术，打印出专属于这位患者的股骨。每一根，都是独一无二的。3D打印个性化假体的核心优势在于：精准匹配患者解剖，优化假体与骨骼的接触界面，促进术后骨整合，有效减少假体松动等远期并发症（Yon et al., J Funct Biomater, 2025）。最难的不是"装进去"，而是"让它动起来"许多人有一个误区：以为骨头换好了，患者就能走路了。事实是，人的行走，靠的不是骨头，而是肌肉。股骨是人体最多肌肉附着的骨骼之一——臀大肌、臀中肌、股四头肌、髂腰肌……这些肌肉群不仅提供行走的动力，还维持关节的稳定性，防止假体脱位。当整根股骨被切除时，这些肌肉失去了原有的附着点，就如同一台发动机没有了传动轴，强大的力量无处可用。解决这个问题，才是全股骨置换手术技术含量的真正所在。袁霆医生团队的应对策略是：将专用人工韧带与股骨假体进行一体化设计，在假体关键位点预置人工韧带编织结构，术中将臀肌、股四头肌等重要肌肉的残端，通过人工韧带牢固缝合到假体上，建立起一套新的"人工肌腱-假体"功能单元。从袁霆医生团队的临床经历看，在那些曾被其他医院建议截肢的患者中，经过全股骨置换保肢手术后，多数患者获得了良好的功能恢复，术后能够独立或辅助行走，重新融入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得益于精准的手术规划，每一例手术均实现了肿瘤学意义上的广泛切除与阴性切缘，在最大程度保留肢体的同时，没有牺牲肿瘤控制的安全性——保肢，从来不意味着妥协。一家医院的选择，决定了患者的命运全股骨置换，是骨科保肢手术中技术难度最高的术式之一。它要求主刀医生同时具备骨肿瘤外科的切除技术、关节外科的假体重建技术、显微外科的软组织修复技术，以及对患者长期预后的综合管理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在中国这样外科技术迅速发展的国家，能够常规开展这一术式的医院依然是少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肿瘤科，是中国最早系统开展骨肿瘤保肢手术的科室之一。科室拥有主任医师5名，年手术量超过2000台，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项，发表SCI论文240余篇，多项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袁霆医生团队的每一位患者，背后都是数千台手术积累起来的经验与责任。结语有些患者在确诊骨肉瘤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可能要截肢。"有些患者，这句话听了不止一次，在不止一家医院。但医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能截肢"，有时候是肿瘤太难处理，有时候，只是当地医院尚不具备这样的手术条件。带着希望来，带着腿走，这是我们团队对每一位患者的承诺与追求。袁霆医生团队 |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肿瘤科 国家骨科医学中心 · 骨肿瘤保肢治疗专家团队门诊地址:上海市宜山路600号8号楼(国家骨科医学中心楼);门诊时间:周一上午骨与软组织肿瘤整合门诊(8:00-11:30)周一下午袁霆主任专家门诊(13:00-16:30)周五上午袁霆主任特需门诊(8:00-11:30)
袁霆 2026-04-16阅读量20
病请描述：引言 骨肉瘤是一种起源于骨骼的恶性骨肿瘤，主要发生在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尽管其发病率相对较低，但由于其侵袭性和快速生长的特点，骨肉瘤对患者及其家庭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骨肉瘤的病因、症状、诊断、治疗及预后，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一疾病。 一、骨肉瘤的基本概述 1.定义与分类 骨肉瘤（Osteosarcoma）是一种恶性肿瘤，起源于骨骼细胞，特别是成骨细胞（osteoblasts）。它通常发生在长骨的生长活跃区域，如股骨远端、胫骨近端和肱骨近端。根据肿瘤的位置和特性，骨肉瘤可分为多种类型，包括经典型骨肉瘤、骨旁骨肉瘤、骨内骨肉瘤等。 2.发病率与流行病学 骨肉瘤在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均有发生，但以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最为常见。据统计，每年全球约有800-900名新发病例。男性患病率略高于女性。此外，某些遗传性疾病（如Li-Fraumeni综合征）和既往放射治疗史可能增加患骨肉瘤的风险。 二、病因与发病机制 1.遗传因素 部分骨肉瘤患者存在遗传突变，这些突变可能导致细胞增殖失控。例如，p53基因突变在骨肉瘤患者中较为常见。此外，RB1基因和其他肿瘤抑制基因的功能丧失也可能促进肿瘤的发展。 2.环境因素 虽然遗传因素在骨肉瘤的发生中起到重要作用，但环境因素也可能对其产生影响。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或接受过放射治疗的人群，其患骨肉瘤的风险较高。此外，某些化学物质和病毒感染也可能与骨肉瘤的发生有关。 3.生长发育异常 在青春期快速生长期，骨骼生长迅速，这可能导致细胞分裂过程中出现错误，进而引发肿瘤。此外，骨骼发育异常（如Paget病）也可能增加患骨肉瘤的风险。 三、症状与体征 1.疼痛 骨肉瘤最常见的早期症状是持续性疼痛，尤其是在夜间加重。这种疼痛通常难以用常规止痛药物缓解，且逐渐加重。 2.肿胀与肿块 随着肿瘤的生长，患者可能会注意到局部肿胀或触及到硬块。肿块通常位于长骨的一端，如膝盖周围或上臂。 3.功能障碍 由于疼痛和肿胀，患者可能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或肢体功能障碍。例如，行走困难、握力减弱等。 4.全身症状 晚期骨肉瘤患者可能出现全身性症状，如发热、体重减轻、乏力等。这些症状表明肿瘤可能已经扩散到其他部位。 四、诊断方法 1.影像学检查 X光片是初步筛查骨肉瘤的首选方法。典型的骨肉瘤在X光片上表现为溶骨性破坏和骨膜反应（Codman三角）。然而，X光片对于早期病变的敏感性较低，因此常需结合其他影像学检查。 CT扫描可以提供更详细的骨骼结构信息，有助于评估肿瘤的大小、范围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MRI则能够更好地显示软组织受累情况，对于判断肿瘤是否侵犯血管、神经等具有重要意义。 PET-CT扫描可以帮助检测远处转移灶，评估全身病情。 2.实验室检查 血清碱性磷酸酶（ALP）水平升高是骨肉瘤常见的生化指标之一。此外，乳酸脱氢酶（LDH）水平也可能升高。但这些指标并非特异性，仅作为辅助诊断手段。 3.活检与病理学检查 确诊骨肉瘤需要进行组织活检。通过细针穿刺或切开活检获取肿瘤组织样本，送至病理科进行显微镜下观察和免疫组化染色分析。病理学检查是确定肿瘤性质和分型的关键步骤。 五、治疗方法 1.手术治疗 手术是骨肉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根据肿瘤的位置和分期，可以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如保肢手术（limb-salvagesurgery）或截肢术（amputation）。保肢手术旨在保留肢体功能的同时彻底切除肿瘤，通常需要配合重建手术。截肢术适用于无法保留肢体或肿瘤已广泛侵犯周围组织的情况。 2.化疗 化疗是骨肉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术前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chemotherapy）可以缩小肿瘤体积，提高手术切除率；术后辅助化疗（adjuvantchemotherapy）则用于杀灭残留癌细胞，降低复发风险。常用的化疗药物包括顺铂（cisplatin）、多柔比星（doxorubicin）、甲氨蝶呤（methotrexate）等。 3.放疗 放疗在骨肉瘤治疗中的应用相对较少，主要用于无法手术切除的局部复发或转移性病灶。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发展，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和质子治疗等精确放疗手段逐渐应用于骨肉瘤的治疗中。 4.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 随着对骨肉瘤分子机制的研究深入，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成为新的研究方向。目前已有多种靶向药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如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的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在探索中，有望为骨肉瘤患者提供更多治疗选择。 六预后与随访 1.预后因素 骨肉瘤患者的预后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肿瘤大小、位置、分期、组织学类型以及对治疗的反应等。一般来说，早期发现并积极治疗的患者预后较好。然而，即使经过规范治疗，仍有部分患者会出现复发或转移。 2.随访计划 治疗后定期随访对于监测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复发或转移至关重要。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如X光片、CT、MRI等）、实验室检查（如ALP、LDH等）以及必要时的活检。根据个体情况，医生会制定个性化的随访计划。 3.心理支持与社会关怀 除了医学治疗外，心理支持和社会关怀也是骨肉瘤患者康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患者及其家属应积极寻求心理咨询和支持，参与康复训练和社会活动，以提高生活质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关注骨肉瘤患者的需求，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七、结论 骨肉瘤是一种罕见但严重的癌症，其病因复杂多样，临床表现多样。通过早期诊断和综合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未来，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骨肉瘤的治疗将会取得更大的突破。 编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闵行院区，骨软中心，主治医师，屈国伦
屈国伦 2024-11-15阅读量5640
病请描述：目前，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4000万，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问题可占育龄夫妇的15%。其中，男性因素约占50%，大多数患者无法获得明确的病因诊断。 在这些患者之中，约有30%的患者由遗传学因素导致。如果这部分患者没有通过遗传学检查明确诊断，可能会继续尝试性用药或手术治疗，从而延误病情、浪费医疗费用。 精子生成相关的基因缺失、突变或表达异常，都可能导致精子生成障碍，形成少精子症、弱精子症或无精子症，最终导致男性不育。 精子的发生是一个受到精细调节的众多基因共同参与的复杂而有序的过程。男性不育症患者是否需要做基因检测，应该做哪些基因检测呢？ 一．什么是基因检测？ 基因，它们是人体内那些神奇的密码，掌控着我们的身高体重、皮肤颜色，甚至影响我们的美丽与丑陋。当这些基因发生致病的变异时，它们就像电脑程序中的bug，可能导致各种遗传性疾病，例如：输精管缺如、畸形精子症、少弱精等。这些疾病就像人生的绊脚石，阻碍着我们追求当爸爸步伐。 而当这些基因发生变化影响到生育功能时，就像种子无法在贫瘠的土地中生长一样，会导致不孕不育。基因检测就像使用翻译软件的翻译官，它能帮助我们识别出基因中的变异，为医生提供治疗疾病的线索和参考。 通过基因检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预防和治疗一些遗传性疾病，从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美好。基因检测就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未来的门，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命。 二．什么是“生育基因检测”？ 打个比方，把人体发育比喻成 “盖楼房”，基因则是一本蓝图，而蛋白质、糖、微量元素等等则是砖瓦、水泥、钢筋。基因出现变异，是蓝图出现错误，属于“先天” 问题。而 “施工过程” 出现的问题则属于后天问题。 不孕不育可以是 “蓝图” 问题，也可以是 “施工” 问题。例如，遗传物质产生改变，属于先天问题；而抽烟、喝酒、接触污染等环境问题属于后天问题。对于后天问题，相对来说容易改善；而对于先天问题，目前较难改善，大多只能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完成生育。 不孕不育已证明和特定的基因有关系，目前已经发现超过100个基因和男性不育相关。基因检测可以检查与生育功能有关的基因是否发生了 “突变”。 三．男性不育为什么要做基因检测呢？ 从本质上讲，基因变异导致的不孕不育也是一种遗传病，致使患者生育功能受损，不能自然生育后代。近些年，随着医学诊断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对这些基因变异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发现遗传变异是造成不孕不育非常重要的病因之一。据统计，男性不育中遗传因素占比高达30-35%。通过基因检测能够明确是否存在已知致病基因变异，其中部分已知致病基因变异已有较好的临床预后手段，这对于后续的治疗尤为重要。 四．测了有什么用？ 1、明确发病原因，减少尝试性治疗： 很多患者经过1年、2年，甚至长达10多年的治疗，还是不能生育。非常希望搞清楚导致自身不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通过基因检测，明确是否是遗传的原因，从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减少尝试性治疗和过度治疗。 2、评估药物治疗是否有效果： 如：畸形精子在、弱精子症患者，通过基因检测，评估是否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如果是，临床再评估是否继续药物治疗及后续辅助生殖方案。 3、显微手术取精前，预判是否能够取到精子： 《男性生殖相关基因检测专家共识》指出，推荐对NOA（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在手术取精前，使用NGS（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无精子症相关致病基因进行检测。如：Tex11基因变异导致的无精子症，临床上通过手术获得精子的成功率较低，及时告知患者风险，减少患者的手术伤害及经济损失。 4、遗传阻断，指导优生优育： 部分遗传原因致病的不育患者，有可能将致病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导致下一代不育，甚至有罹患其他的疾病风险，这类患者需重视遗传咨询。如：CFTR基因变异导致的输精管缺如患者，若配偶同样携带CFTR致病变异，后代有不育的风险，甚至有囊性纤维化的风险，严重的会影响生命。 5、辅助判断辅助生殖技术治疗预后 如：基因突变也会导致精子的畸形，有头部畸形、尾部畸形等，相关文献报道，不同基因导致的畸形精子症，辅助生殖技术治疗预后不一样。如：DNAH1基因突变导致的畸形精子症患者，治疗预后结局良好；DNAH17基因突变的患者治疗预后结局不好。 6、风险提示，其他身体健康疾病管理： 男性不育相关基因，除了导致不育之外，还有可能伴有其他的系统异常，明确诊断是否基因突变导致的，有利于自身健康管理。如PKD1基因变异，除导致男性少精子症、无精子症之外，还与多囊肾发生相关。 五．对于男性因素不育的男性， 建议进行哪些基因检查？ 对于无精子症、严重少精子症或者特殊精液状态的患者，我们通常会要求患者进行详细的基因检测分析。 患者听到“基因检测”四个字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 —— 陈医生，这个染色体我们做过的！ 染色体三个字，基因检测四个字，为什么非要混为一谈啊！我们一直会告诫患者及其家属，请不要用你对疾病的认知，来衡量医生对疾病的专业度！ 还有患者会说，基因检测，不就是做过“Y染色体微缺失”嘛，我们都做过的！ 遗传学评估里面，包括了：染色体核型分析、Y染色体微缺失等常规检查以及基因突变检测等特殊检查。 01 核型（也称为染色体分析） 该测试检查染色体的数量和``设置‘‘，并可以检测一个人是否缺失或拥有整个染色体的额外副本，或很大一部分遗传密码。 02 Y染色体微缺失测试 Y染色体长臂上存在控制精子发生的基因，称为无精子因子(azoospermia factor，AZF)；1996年Vogot等将AZF分为AZFa、AZFb、AZFc3个区域，1999年Kent等认为在AZFb区与c区之间还存在AZFd区。AZF的缺失或突变可能导致精子发生障碍，引起少精子症或无精子症。Y染色体微缺失目前主要是指AZF缺失，研究认为，在无精子症和少精子症的患者中，AZF缺失者约占3%～29%，发生率仅次于Klinefelter综合征，是居于第2位的遗传因素。目前，Y染色体微缺失的常用检测方法包括实时荧光定量PCR法、多重PCR-电泳法等。 03 基因突变检测 目前已知CFTR基因突变可引起囊性纤维化(CF；OMIM219700)和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CBAVD；OMIM 277180)。此外研究还发现它与慢性胰腺炎、睾丸生精功能障碍、精子受精功能障碍、女性生殖能力等多种疾病相关，甚至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相关。已有研究发现存在CFTR基因突变的CBAVD患者ART时有更高的流产、死胎风险。因此，有必要针对上述患者进行特定基因突变筛查和遗传咨询，指导临床治疗。 基因测试的结果可以帮助您的生育专家了解在睾丸中找到精子的可能性。基因疾病专科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还可以向人们提供他们的基因检测结果，并建议他们是否可能将遗传异常传给未来的孩子。 六．测哪些基因？ 对哪些基因进行检测，需要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来判断。临床表现可大致分为性发育异常（如睾丸体积偏小、男性化不足等）、无精子症、少/弱/畸形精子症三类，每一类中均可进一步细分。需要根据不同的表型类别，初步判断临床表现和哪些基因相关，从而选择这些基因进行测序。 1.生精障碍65型 根据ACMG指南, DNHD1:NM_144666.3:c.522_525delGCAG(p.Arg174Serfs*3)为致病ACMG证据：PM2_Supporting,PVS1,PM3PM2_Supporting:gnomAD数据库中正常对照人群中未发现的变异（或隐性遗传病中极低频位点）。 PVS1:当一个疾病的致病机制为功能丧失（LOF）时，检出变异为无功能变异（无义突变、移码突变、经典±1或2的剪接突变、起始密码子变异、单个或多个外显子缺失）。 PM3:在隐性遗传病中，在反式位置上检测到致病或疑似致病变异。 ▶DNHD1基因与生精障碍65型（OMIM:619712）疾病相关，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AR），理论上1对常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发生致病变异可导致疾病的发生。 ▶本次检测出DNHD1基因的变异，变异位点为c.522_525delGCAG(p.Arg174Serfs*3)，为移码变异。该变异最高人群频率0.000032。该变异在ClinVar数据库收录为致病变异，星级1星。 据文献报道，该变异在1例弱精症患者中检出复合杂合携带。依据ACMG标准，判定该变异的致病性为致病。具体情况请结合临床相关资料综合判断。(PMID:34932939) 生精障碍65型(Spermatogenicfailure65)： 生精障碍65型是由无精子症引起的男性不育症。进行性精子活力严重降低或缺失，患者表现出鞭毛的多种形态学异常，包括盘绕、口径不规则、短而无鞭毛、鞭毛中段的异常。临床表现：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男性不育，精子浓度降低，进行性运动减少或缺乏，鞭毛的多种形态异常，卷曲鞭毛，不规则口径鞭毛，短鞭毛，无鞭毛，畸形中段肿胀 2.精子形成障碍39型 精子形成障碍39型(Spermatogenicfailure39)：精子形成障碍39型是由于鞭毛（MMAF）的多种形态学异常而导致不育。临床表现：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少精症，男性不育，精子活力降低，精子鞭毛缺失，精子鞭毛短，精子鞭毛卷曲，锥形精子头。 3.脑白质营养不良和获得性小头畸形伴或不伴张力失调 脑白质营养不良和获得性小头畸形伴或不伴张力失调(Leukodystrophyandacquiredmicrocephalywithorwithoutdystonia)：脑白质营养不良和获得性小头畸形伴或不伴张力失调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神经系统疾病，其特征为极重度精神发育迟缓、肌张力失调、出生后的小头畸形和与脑白质营养不良一致的白质异常。临床表现：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小头畸形，眼球震颤，癫痫发作，全面发育迟缓，全身性肌张力减低，肌张力障碍，脑白质营养不良，婴儿期发病，出生后小头畸形，弥漫性脑白质异常，重度智力残疾，严重的全脑发育迟缓 4.精子形成障碍66型 精子形成障碍66型(Spermatogenicfailure66)：精子形成障碍66型的特征是男性不育，因为所有精子都是圆头的（球形精子）且顶体缺失。临床表现：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男性不育，青年发病，圆头精子症。 5.Werner综合征 Werner综合征(Wernersyndrome)：Werner综合征，又称成人早衰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平均发病时间是24岁，最早发病为6岁，死亡年龄中位数为47-48岁，平均死亡年龄54岁。 主要的几个临床症状:毛发脱落、白内障、萎缩或紧绷的皮肤、须发早白、软组织钙化、锐利的面部特征、声音异常高亢、身材矮小、生育能力低下。目前无治愈方法，主要是针对并发症做治疗。最近有证据表明，SB203580可能对治疗有所帮助。在美国发病约为1:200,000，在日本较高，为1:40,000-1:20,000。 临床表现：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腺功能减退症，凸鼻嵴，白内障，视网膜变性，糖尿病，骨质疏松，毛发异常，骨肉瘤，脑膜瘤，身材矮小，早发性动脉粥样硬化，早衰面容，皮下钙化，硬皮病。 6.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37型和精子生成障碍18型 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是由纤毛结构缺陷导致的一种疾病，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可导致患者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哮喘、慢性鼻炎、鼻窦炎、慢性中耳炎等。女性患者输卵管纤毛结构异常表现为生育力下降。男性精子尾部的鞭毛是一种特殊的纤毛，当其结构异常时，精子运动功能障碍，造成男性不育。部分患者由于胚胎期纤毛结构异常，缺乏正常的纤毛摆动，可出现左右身体不对称和内脏转位，形成kartagener综合征。 DNAH1基因变异引起的SPGF被称为18型SPGF。男性患者的精子鞭毛通常发生形态学异常，可能出现精子尾部缺失、过短、弯曲盘绕或宽度不均匀，导致精子运动能力完全丧失或大幅下降，临床上表现为少弱畸形精子症，造成男性不育。DNAH1基因变异是MMAF最常见的遗传因素，可解释29%~57%的患者。 根据相关文献报道，DNAH1基因突变的患者通过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辅助生殖预后良好。
李建辉 2024-09-13阅读量7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