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请描述：1986年，美国Rosenberg教授及其团队在一位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的肿瘤内部发现少许淋巴细胞的存在。当分离这部分淋巴细胞并经体外测试后，证实这是一种杀癌能力最强的免疫细胞。从此拉开了“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治疗癌症的序幕。2012年首次接受TIL细胞疗法的晚期胆管癌病人至今已存活十余年；2019年，美国FDA授予TIL细胞疗法中的LN-145为“突破性”治疗。截止发稿，TIL疗法已在晚期结直肠癌、肺癌、卵巢癌、乳腺癌、肉瘤等恶性肿瘤中取得不错的疗效，在更多瘤种中的相关临床研究也在开展。 一、什么是TIL细胞？ TIL细胞为一种浸润入癌内及癌周的淋巴细胞，由于其执行杀癌功能，因此被视为一群潜伏于肿瘤内部的“卧底细胞”，主要包括执行先天性免疫功能的NK细胞和调节获得性免疫机制的T细胞。但由于肿瘤内部缺血缺氧，高度代酸的“恶劣环境”，往往造成该群细胞数量不足或者功能失调，也就不能对癌细胞形成有效杀伤。 二、什么是TIL细胞疗法？ 通过手术切除或者穿刺活检的方法，从新鲜肿瘤组织中分离得到TIL细胞，通过特殊培养基的孵育，让TIL细胞在体外大量扩增，最后再回输到病人体内。这样TIL细胞的数量和杀伤能力都大为增强。这种分离体内TIL细胞-体外扩增后再回输体内，从而有效抗癌的技术就是TIL细胞疗法。具有如下特点： 1，由于采用一种“天然筛选和富集”的方式，不需要对淋巴细胞进行人工改造，因此与CAR-T细胞疗法和PD-1/PD-L1抗体相比，TIL细胞的靶点更多、肿瘤趋向和浸润能力更强、副作用更小。 2，TIL疗法的免疫细胞来源于肿瘤组织内部及周围，识别肿瘤的能力远高于来源于血液的免疫细胞（CAR-T细胞疗法的T细胞则是来源于血液，在改造之前对癌细胞的识别效率很低）。 3，TIL细胞疗法并不是简单的扩增回输，而是要首先确定患者体内的特定突变，从而利用突变信息找到能够有效瞄准这些突变进行打击的淋巴细胞，才能据此提取这一特殊细胞亚群。 三、TIL细胞疗法的优势： 1，对癌细胞的杀灭更具针对性：由于肿瘤组织的定向筛选过程较为特异，因此能够确保只扩增能识别肿瘤细胞的免疫淋巴细胞，故而TIL细胞特异性更强，杀死癌细胞的效率更高。 2，扩增数量庞大：与其他细胞疗法相比，TIL细胞在体外培养时会加入白细胞介素2，提高存活率，最大限度地扩增细胞，达到百亿级别，更能保证治疗的有效性。而其它细胞疗法如TCR-T疗法的单次输入细胞瘤为10~100亿，CAR-T疗法的单次输入细胞瘤为0.1~1亿，远不如TIL疗法。 3，适应症广：一方面，TIL疗法适合多种实体肿瘤，如胃癌、肺癌、肝癌、乳腺癌、肾癌、食道癌、子宫颈癌、胆管癌、卵巢癌、脑瘤、黑色素瘤等；另一方面，TIL对肿瘤原发灶和转移灶均有明显疗效。 4，安全性高：由于TIL细胞的筛选和富集均为“天然”，体外扩增后回输，安全性高，回输次数少，副作用小。 5，联合其它免疫治疗方式，杀癌效果倍增：TIL细胞经体内筛选富集后，经过体外免疫增强药物如白细胞介素2的“催化”，使其数量和功能显著增加。目前研究进一步证实，若联合现今热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单抗Keytruda，抗癌作为更为显著。因此，很多科学家对于TIL疗法和PD-1抗体的“双剑合璧”充满期待：PD-1/PD-L1抗体可以解除免疫抑制，让回输的TIL细胞更加“愉快”地杀死癌细胞。 四、TIL细胞疗法的局限性： 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定制化和靶向性的免疫疗法，TIL疗法在有效性、安全性和可及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能提取淋巴细胞的新鲜肿瘤样本难获得（一般只能通过手术获取，需要医院/手术医生的全力配合） 2，具有明确抗肿瘤活性且增殖能力强的TIL细胞难获得（除了后期的体外筛选和扩增，也取决于肿瘤周围是否有比较多的T细胞浸润） 3，由于肿瘤（尤其胰腺癌）内部“恶劣的局部环境”，TIL细胞的数量及功能都会被肿瘤微环境抑制。 4，由于细胞本身寿命的限制，无法保证回输的TIL细胞能在体内长期存活，并且发挥抗癌作用。 5，TIL细胞的分离、筛选、扩增、回输等操作涉及多种系统用药、回输后副反应的管理。 6，TIL细胞的体外扩增缺乏标准流程，受现有技术的限制，目前操作程序成本高、耗时长。更为重要的是，具有资质，能够保质保量完成TIL细胞疗法的单位少之又少。 但毫无疑问，与目前风靡全球的CAR-T细胞疗法相比，CAR-T只对白血病、B细胞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癌症效果较好，对实体瘤则收效甚微。但TILs疗法对实体瘤效果则比较理想，是未来提高实体瘤（包括胰腺癌）的重要方向。
刘亮 2022-08-29阅读量1.9万
病请描述：2020年4月，美国FDA首次批准了纳武利尤单抗（俗称O药）联合伊匹木单抗（俗称Y药）的“免疫+免疫”双免疫疗法，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由于这一双免疫治疗疗效远超传统化疗，因此被认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去化疗时代”。 O药和Y药都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O药于2014年7月在日本率先获得批准，是世界上首个获批的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Y药是一种单克隆抗体，能够阻滞一个叫做CTLA-4的免疫检查点分子。事实上，它才是第一个上市的现代肿瘤免疫治疗药物：早在2011年，就已在美国获批上市并用于晚期黑色素瘤的治疗。 1，什么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免疫检查点是在免疫细胞上表达、能调节免疫激活程度的一系列分子，它们能防止T细胞过度激活导致的自身免疫损伤，起到类似刹车的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能被“狡猾的”肿瘤细胞所利用，通过上调这一类的免疫检查点分子，肿瘤细胞就能逃脱监视，即“免疫逃逸”。 而上述O药或Y药作为最为重要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就是通过阻断这一类的免疫下调因子，使免疫系统恢复正常的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即“松开刹车”。 2， O药和Y药的“功能机制”和联合治疗的“理论基础”： O药和Y药通过靶向免疫系统中不同的调控元件，执行抗癌免疫作用。如CTLA-4主要在淋巴器官的T细胞活化阶段发挥作用，通过与T细胞激活性受体CD28竞争性结合共同的配体CD80和CD86，抑制T细胞的过度活化。CTLA-4抑制剂即通过阻断CD80/86与CTLA-4结合，恢复T细胞的活性并延长记忆性T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恢复机体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功能。PD-1主要在外周组织的T细胞效应阶段发挥作用，通过结合外周组织细胞上的配体PD-L1，抑制T细胞的过度反应。PD-1/PD-L1抑制剂即通过阻断PD-1与PD-L1结合，恢复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实现通过自身免疫系统的激活达到抗肿瘤作用。 就上述功能来说，CTLA4一方面促进更多的抗癌免疫细胞进入肿瘤内部，另一方面还能清除肿瘤内部不仅不抗癌，反而促癌的“不法”免疫抑制细胞如Treg细胞。而PD-1抗体的核心作用，就是激活抗癌的这些“好的”免疫细胞，让他们“打了鸡血，战斗力十足”。如果将CTLA4抗体比做战场上的“政委”，动员一切抗癌的“仁人志士”投入前线；那么PD-1单抗就是“司令”，指挥和激励前线战士奋勇杀敌。“一个政委+一个司令”，抗癌战争获胜希望大增。 另一个比方就像开车，过去我们只是想着加油，但其实，当务之急是打掉肿瘤防御系统。经过研究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刹车”有两个：一个是PD-1，一个是CTLA-4，这两个系统相当于汽车的手刹和脚刹。“手刹、脚刹全没松，使劲踩油门冒黑烟就是不往前走。当你松了手刹脚刹，不用怎么给油车就跑了。 3，“O药+Y药双免疫治疗”的疗效分析： 基于上述两个步骤关键点的同时阻断，“O药+Y药双免疫治疗”在一系列临床难治性肿瘤中取得“1+1>2”的效果，已获批6大适应症，横跨6大癌种，如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肝癌、结直肠癌肾癌、及胆囊癌。目前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抗癌免疫治疗“新星”。特别在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报道了一则重磅突破性成果： “O药+Y药双免疫治疗”显著缩小了脑转移黑色素瘤，使一半以上的患者获得临床客观缓解，1年生存率达到82%，远超传统治疗的20%。 4，本中心临床研究之一： 中山医院胰腺外科/胰腺癌综合治疗中心近期参与了一项全国多中心、随机、双盲的Ⅲ期“双免疫治疗（KN046）+吉西他滨+白蛋白紫杉醇”的临床研究（ENREACH-PDAC-01）。这是一种新型重组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可同时阻断PD-1/PD-L1和CTLA-4通路，恢复T细胞对肿瘤的免疫反应。在该项目的前期研究（KN046-IST-04）中， KN046联合上述AG方案治疗晚期转移性胰腺癌患者已取得了良好的初步效果：客观缓解率（ORR）达到50.0%，疾病控制率（DCR）为95.5%，6个月无进展生存率（PFS-6M Rate）为62.3%；4例患者甚至获得手术治疗的机会。同时这一“优异”的结果被2021年全球ASCO报道。 我们期待这一正在进行的III期研究（ENREACH-PDAC-01）能够获得积极结果，从而证实“KN046联合AG”这一创新方案能使晚期胰腺癌获益，延长患者生存。
刘亮 2022-08-29阅读量1.5万
病请描述：乳腺癌和肠癌、子宫卵巢癌等肿瘤容易发生肺转移。肺是继肝脏之后最易发生癌转移的器官,约20%-54%的癌症患者在自然病程中会发生肺转移癌(PM),其中近25%为播散性疾病的肺部表现。无论原发肿瘤为何种病理类型只要无胸腔外转移,患者能耐受手术切除,单一手术或联合化疗均可提高PM患者的远期生存率,甚至可使一些患者得到治愈。单发肺转移是PM的独特生物亚群,切除后生存好于多发肺转移,5年生存率可达20%～40%。决定生存的因素包括:是否可完全切除,无瘤生存期长短,肿瘤倍增时间长短,PM数目及原发癌组织学类型等。 经过长期临床总结，目前对肺转移瘤切除术的适应证及影响预后的因素达成一些共识。手术适应证：（1）原发肿瘤可被控制或已被控制；（2）没有胸外转移存在；（3）所有肿瘤必须可被切除，并有足够的肺功能储备；（4）没有其他更低发病率的替代方案。一般有利与预后的特征有：（1）一个或几个转移（转移癌数目不能太多）；（2）长期无病间期；（3）结直肠癌中的正常CEA水平。不良预后特征有：（1）活动性原发癌；（2）胸外转移；（3）无法获得手术切除；（4）纵隔淋巴结转移。 乳腺癌肺转移 肺是复发性乳腺癌常见的转移部位。有研究报道单纯肺转移的患者约占乳腺癌转移患者中的10%-20%，单纯行化疗的患者5年生存率只有2.4%；而行肺转移瘤切除术的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约为27%-54%，中位生存期约为32个月-97个月。乳腺癌肺转移手术效果远远好于没有手术的患者。不良预后预测因素包括：无肿瘤间隔时间<3年、肺转移瘤不完全切除、肺转移瘤个数超过1个、转移瘤HER2受体阴性。 结直肠癌肺转移 有1/4的结直肠癌患者在确诊时存在转移病灶，转移灶最常见于肝脏和肺，结直肠癌肺转移瘤切除术后年生存率约49.4%，双侧肺转移瘤、多个肺转移瘤期结直肠癌为不良预后因素，而术前血浆CEA水平、、CA19-水平以及原发肿瘤位置与预后无统计学意义。I期、II期结直肠癌伴单侧肺转移行肺转移瘤切除可最大获益。 泌尿系统恶性肿瘤肺转移 肾细胞癌肺转移瘤切除术的临床效果虽然没有前瞻性研究，但根据现有临床数据其治疗效果基本得到了认可。有研究报道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约为33.4%，中位生存期为39.2个月，肺转移灶是否完全切除是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完全切除者5年生存率为39.9%、中位生存期为46.6个月，不完全切除者则分别为0%和13.3个月；此外，异时转移的5年生存率优于同时转移（43.7%vs0%），单转移灶的5年生存率优于多个转移灶（49%vs23%）；研究提示对于肾细胞癌肺转移患者，转移瘤切除术可能是目前的最佳治疗选择。 妇科恶性肿瘤肺转移 肉瘤和绒毛膜癌较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上皮来源肿瘤更易发生肺转移。有研究报道妇科恶性肿瘤肺转移瘤切除术后5年和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40.9%和31.4%，而经过辅助治疗的患者5年生存率约为52.4%，无瘤时间间隔<24个月，肺转移瘤切除术后复发是不良预后预测因素。 对于妇科恶性肿瘤肺转移患者，可能受限于样本量小的原因，目前的研究显示肺转移瘤切除术和化疗的5年生存率尚无显著统计学差异，但前者的5年总体生存率有高于后者的趋势（89.1%vs49.5%,P=0.072），提示手术切除孤立性肺转移瘤（<3个）可能对无复发间隔时间长的患者、化疗耐药患者以及肿瘤再复发患者的预后提供潜在的益处。 还可以点击参考下面的文章： 乳腺肉瘤单发肺转移的治疗方法，乳腺肉瘤孤立肺转移的治疗策略 本文是陆欣欣医生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陆欣欣 2022-08-02阅读量1.9万
病请描述：什么是肾癌 肾细胞癌(简称肾癌) 是发生在肾脏的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起源于肾实质泌尿小管上皮系统，占原发性肾恶性肿瘤的85%左右。在我国，肾癌发病率仅次于膀胱癌，占泌尿系统肿瘤第二位。其男女发病率约为2:1，发病高峰在60岁至70岁之间。全球范围内，在过去的10年间肾癌的发病率正以每年2%的速度逐步上升。 肾癌的病因 1、遗传因素：大部分肾癌是散发性和非遗传性的，然而有2%-4%的肾癌具有家族遗传背景； 2、吸烟：吸烟是目前公认的肾癌危险因素之一； 3、肥胖：肥胖是目前公认的肾癌危险因素之一； 4、基础疾病：如高血压及抗高血压药物可能是肾癌发病因素之一； 5、长期透析：与普通人相比，终末期肾病患者的肾癌发病率更高； 6、其他：饮酒、接触有毒化学物质的职业暴露、食物与药物、放射射线、女性高雌激素等也可能增加罹患肾癌的风险。 肾癌的临床表现 由于肾脏位于隐蔽的腹膜后腔隙，很多肾癌在早期阶段无临床症状而且不能被触及，直到病情进展才被发现。约50%～60%的肾癌于健康查体时发现，无明显的临床症状。 有症状的肾癌患者中最常见的临床症状是腰痛和血尿，少数患者因腹部包块就诊。当肾癌侵犯肾盂会出现血尿，腰痛主要是因为肾癌肿块增大，充胀肾包膜引起，常为钝痛，肾癌侵犯周围脏器和腰肌所造成的疼痛相对较重并呈持续性，如血块堵塞输尿管，则为绞痛。腰痛、肉眼血尿和腹部肿块被称为肾癌“三联征”。目前随着健康查体的普及和健康意识的提高，目前典型的三联征已很少见，一旦出现这些症状说明疾病已是晚期，因此部分学者也称之为肾癌“晚期三联征”。少数肾癌患者病程中会出现副瘤综合征表现，是指由肿瘤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进入血液循环，作用于靶器官产生病生理效应，表现为高血压、贫血、发热、红细胞增多、肝功能异常、高钙血症、血沉增快等异常改变。 早发现，早治疗，常规体检是关键 肾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关键要提高认识，定期检查。如出现症状，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泌尿系统B超可以作为平时体检的首选检查，具有经济、简便、无创、准确性较高等特点，可以发现隐藏在肾脏中直径仅0.5cm的肿块。有肾癌家族史、吸烟史、肥胖、高血压、慢性肾病等肾癌高危人群，应每年至少做一次肾脏B超，如果B超发现肾脏肿块，一定要进行进一步的CT或MRI检查，以明确肿块“身份”，及早施治。常规体检影像学发现的肾癌有70%以上是早期肾癌，可以得到手术根治。因此，定期体检，早期诊断肾癌非常重要。此外，预防肾癌的发生，要及早从改变自身不良生活习惯做起，生活中要保持良好乐观心情，少吃高脂高热量食物，坚持运动，控制体重，避免吸烟、肥胖、高血压等，减少接触有毒有害物质，适当多饮水，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叶定伟 2022-07-31阅读量1.1万
病请描述：卵巢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妇科恶性肿瘤，其中卵巢透明细胞癌是第二大常见组织学亚型，尤见于亚洲女性[1]。治疗方面，卵巢透明细胞癌对一线经典铂类化疗药物耐药[2]。更为棘手的是，复发患者尤其化疗耐药，即使铂类敏感复发者化疗有效率也小于10%[3]。在实际临床工作和专家指南中，卵巢透明细胞癌的治疗仍参照卵巢上皮性癌的标准方案。因此，有必要行前瞻性研究进一步探索卵巢透明细胞癌的治疗。本文拟总结现已注册或发表的、针对卵巢透明细胞癌的临床试验，旨在更新现有的治疗进展和理念，并为日后临床试验的设计提供新思路。1 卵巢透明细胞癌药物治疗临床试验概况迄今为止，共有16项专门聚焦卵巢透明细胞癌药物治疗的临床试验。按治疗适应证分为一线辅助化疗（4项）、复发治疗（10项）、晚期或转移性治疗（2项）；按时间分类，早期研究主要探索化疗方案，而近十年开展的项目主要聚焦于生物靶向治疗。本文主要根据各试验主要入组条件来详细展开综述，包括一线辅助治疗，以及复发、晚期或转移性治疗。2 初治卵巢透明细胞癌术后辅助化疗方案相关临床试验 第1项临床研究于2002年在日本开展，共纳入11例晚期卵巢透明细胞癌及4例粘液性癌，使用多西他赛＋伊立替康为一线化疗方案，中位无疾病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分别为6个月、12个月[4]。另2项研究由日本妇科肿瘤学组（Japanese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JGOG）牵头开展，头对头比较伊立替康+顺铂(CPT-P)和经典紫杉醇+卡铂(TC)方案在卵巢透明细胞癌术后辅助化疗中的有效性及耐受性[5,6]。Ⅱ期研究（JGOG3014），共入组99例患者，结果提示两组患者PFS无统计学差异；因CPT-P组患者残留肿瘤2 cm者更多，将该部分人群剔除后行亚组分析，CPT-P组PFS略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基于该项研究，JGOG联合国际妇癌组织（Gynecologic Cancer Intergroup，GCIG）开展了卵巢透明细胞癌中的唯一一项Ⅲ期临床试验（JGOG3017/CGIG）[6]。历时近五年，日本、韩国、英国和意大利4个国家参与，共129个研究中心，采用1∶1随机入组，入组667例Ⅰ～Ⅳ期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最终619例患者用于评估。具体化疗剂量为：CPT-P组：伊立替康60 mg/m2（第1、8、15天）+顺铂60 mg/m2（第1天），每4周用药1次；TC组：紫杉175 mg/m2（第1天）+卡铂60（AUC=6，第1天），每3周用药1次。纵观整个队列，日本患者占主要组成部分（93.5%），Ⅰ期患者占66.4%，87.9%的患者达到无肉眼可见肿瘤残瘤[6]。遗憾的是，备受瞩目并被学界寄予厚望的该项研究，亦未得出阳性结果[6]。副反应方面，TC组血小板减少和外周神经毒性更突出；而CPT-P组主要为消化道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和腹泻。该结果让研究者受挫的同时，也给予启示：用现有的化疗药物似乎很难改善预后，进一步探索卵巢透明细胞癌的驱动突变、潜在治疗靶点和靶向药物显得至关重要[1,6]。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于2010年发起了第一项加用靶向药物的II期研究临床试验（GOG-268）[7]，入组晚期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90例（美国/韩国45例，日本45例），术后用TC＋替西罗莫司方案治疗6个疗程，替西罗莫司维持治疗累计17个疗程或至疾病进展。其中，22%的患者未用满6个疗程化疗，28%完成预设的17个疗程治疗[7]。中位PFS：美国/韩国为11.0个月，日本为12.1个月；中位OS: 美国/韩国为22.6个月，日本为25.6个月。和历史对照相比，替西罗莫司联合和巩固治疗，并未带来生存获益[7]。但进一步亚组分析提示，满意瘤灭者获益最大，54%的患者PFS>12个月。综上，化疗药物和方案在卵巢透明细胞癌中的探索，仅局限于术后辅助/一线治疗，且近几年并无更新。正因为研究结果不令人满意，目前卵巢透明细胞癌的术后治疗，仍使用经典的TC方案。尽管如此，JCOG 3017研究在卵巢透明细胞癌药物治疗中的地位仍是毋庸置疑的。其一，该研究是妇科肿瘤领域第一个针对某种特定卵巢癌组织学亚型的临床试验；其二，该研究是首项由亚洲中心牵头并主导的试验；其三，考虑到卵巢透明细胞癌本身例数较少，该研究样本量已实属不易。3复发或转移性卵巢透明细胞癌药物治疗相关临床试验研究药物，根据作用机制，大致可分为蛋白激酶抑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表观遗传学药物三大类。3.1蛋白激酶抑制剂 研究表明，卵巢透明细胞癌和高级别浆液性癌相比，IL6-STAT3-HIF通路（促血管生成）活性更高[8]。另一方面，肾透明细胞癌和卵巢透明细胞癌基因突变谱有相似之处[9]。因此，研究者将3种在晚期或转移性肾透明细胞癌中疗效较好的药物应用于卵巢透明细胞癌中：舒尼替尼[10]、卡博替尼[11]和尼达尼布[12]。GOG-254研究中，单药舒尼替尼治疗30例复发卵巢透明细胞癌（既往接受1～2线化疗），中位PFS和OS仅为2.7个月和12.8个月[10]。另一项入组条件非常相似的临床试验（NRG-GY001）提示，卡博替尼治疗后中位PFS和OS仅为3.6个月和8.1个月[11]。由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牵头的Ⅱ期试验，拟入组90例卵巢透明细胞癌和30例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对比尼达尼布和化疗的疗效，目前仍在入组患者，预计完成时间为2021年3月。单药尼达尼布治疗晚期肾透明细胞癌，总体有效率为20.3%，中位PFS为8.4个月[12]。第4种针对血管生成的药物为ENMD-2076，主要靶点包括激光激酶Aurora A和VEGF-R2。Aurora为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和细胞有丝分裂相关。在加拿大开展的Ⅱ期临床试验中，单药ENMD-2076治疗40例复发卵巢透明癌患者（接受1～2线治疗者占90%），6个月PFS（主要研究终点）为22%；值得指出的是，ARID1A基因（AT-Rich Interaction Domain 1A）表达缺失者疗效更好，其6个月PFS 为33% （ARID1A正常表达者为12%）[13]。ARID1A在多种肿瘤中都存在突变，而在卵巢透明细胞癌中突变频率最高，达46%～57%[14,15]。达沙替尼为络氨酸激酶抑制剂，主要针对SRC家族蛋白。一项Ⅱ期研究中，35例复发卵巢癌患者用达沙替尼单药治疗，20.6%的患者PFS≥6个月[16]。进一步用卵巢透明细胞癌肿瘤细胞模型行高通量药物筛选，发现达沙替尼和ARID1A突变存在协同致死作用；体内外试验进一步证明ARID1A缺失增加达沙替尼敏感性[17]。GOG-283试验开始于2014年，入组35例卵巢和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目前已完成入组，但尚未报道该研究结果。提示以抗血管生成为主的多靶点激酶抑制剂，作为单药治疗复发卵巢透明细胞癌，即使在较前线治疗中，作用仍很有限。在晚期或复发肾透明细胞癌中治疗有效的药物，在卵巢透明细胞癌中并未得到满意的结果。3.2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KEYNOTE-100研究（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复发卵巢癌）共纳入376例非性卵巢癌，总体人群有效率为8%，而其中的19例透明细胞癌客观缓解率达15.8%[18,19]。另一项Ⅱ期研究，纳武单抗单药治疗20例铂耐药复发卵巢癌，总有效率为15%，2例患者达到长时间完全缓解，其中1例为透明细胞癌[20]，该患者免疫组化提示微卫星稳定，ARID1A基因野生型[19]。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似乎获益明显，但已发表的研究中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例数较少。日本学者Oda等[19]在一篇综述中，全面分析了卵巢透明细胞癌中新抗原、PD-1/PD-L1和微卫星不稳定等；他们认为，卵巢透明细胞癌的基因改变以及独特的肿瘤微环境，导致其免疫抑制状态，可能和免疫治疗有效相关。基于上述2项研究带来的启发，目前有3项研究专门聚焦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卵巢透明细胞癌。新加坡国立大学拟入组46例复发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以2∶1随机分组接受度伐单抗（最多24个月）或化疗（医生决定具体方案）。另2项研究均为不同PD-1抗体的联合疗法：帕博利珠单抗(K药)+Epacadostat（IDO1抑制剂），纳武单抗(O药)+伊匹单抗（CTLA-4抗体）。近年来，免疫治疗发展势头迅猛，免疫抑制剂治疗复发卵巢透明细胞癌，多来自研究中的少部分数据，或临床医生经验性使用；而专门针对卵巢透明细胞癌的临床试验，目前仍在入组，预计于2021～2022年完成，结果令人期待。但值得指出，目前研究多为联合治疗，而非单药，可见研究者对单药治疗如此棘手的卵巢透明细胞癌，仍不是太自信。3.3 表观遗传学药物 PLX2853为BET抑制剂，破坏染色质重塑过程，从而影响基因表达[21]。Plexxikon公司于2017年发起Ⅰb/Ⅱa试验，前者入组30例晚期恶性肿瘤（包括卵巢透明细胞癌），后者拟分成5组，每组10～29例，预计2021年5月完成。最新的一项临床试验，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发起，拟研究Tazemetostat（EZH2抑制剂）在43例复发卵巢透明细胞癌和内膜样腺癌中的疗效。在ARID1A突变卵巢癌细胞系中，抑制EZH2起到协同致死作用；ARID1A突变和EZH2抑制剂反应相关[22]。鉴于卵巢透明细胞癌中ARID1A基因（和染色质重塑相关）的改变,以及协同致死的作用机制，近年来表观遗传学药物发展很快。然而，从实验室到临床（from bench to bed），是否能够成功，药物疗效如何？还有待临床试验数据。是否能像西达本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在复发或难治外周T细胞淋巴瘤创造奇迹一样[23]，我们拭目以待，但也不能抱太大期望。4小结十多年来，聚焦于卵巢透明细胞癌的临床试验总数并不多，但近几年有明显增加趋势。随着基础科研和新型药物的发展，临床试验从研究化疗药物，到小分子激酶抑制剂，再到免疫疗法和表观遗传药物等。已发表研究提示多靶点激酶抑制剂单药作用有限，并带来如下启示：其一，是否可以进一步寻求联合疗法（比如生物制剂＋化疗）？[10]；其二，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新型生物制剂的分子标记物，让生物制剂精准靶向。免疫疗法初露端倪，在专门针对卵巢透明细胞癌的免疫抑制剂研究中，是否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以及疗效的可能预测指标（比如错配修复状态，肿瘤PD-L1表达等），尚待临床试验结果。卵巢透明细胞癌的药物治疗，尤其是复发后全身治疗，仍有待进一步临床试验。本文总结了现有的卵巢透明细胞癌临床试验，以期更新治疗进展，并为日后的临床试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参考文献[1]Okamoto A, Glasspool R, Mabuchi S, et al. Gynecologic Cancer InterGroup (GCIG) consensus review for clear cell carcinoma of the ovary [J]. Int J Gynecol Cancer,2014,24(3):20-25.[2]Mabuchi S, Sugiyama T, Kimura T. Clear cell carcinoma of the ovary: molecular insights and future therapeutic perspectives [J]. J Gynecol Oncol,2016,27(3):e31.[3]Crotzer DR, Sun CC, Coleman RL, et al. Lack of effective systemic therapy for recurrent clear cell carcinoma of the ovary [J]. Gynecol Oncol,2007,105(2):404-408.[4]Ueda Y, Miyatake T, Nagamatsu M, et al. A phase II study of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using docetaxel and irinotecan for TC-refractory or TC-resistant ovarian carcinomas (GOGO-OV2 study) and for primary clear or mucinous ovarian carcinomas (GOGO-OV3 Study) [J]. 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2013,170(1):259-263.[5]Takakura S, Takano M, Takahashi F, et al. Randomized phase II trial of paclitaxel plus carboplatin therapy versus irinotecan plus cisplatin therapy as first-line chemotherapy for clear cell adenocarcinoma of the ovary: a JGOG study [J]. Int J Gynecol Cancer,2010,20(2):240-247.[6]Sugiyama T, Okamoto A, Enomoto T, et al.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 of irinotecan plus cisplatin compared with paclitaxel plus carboplatin as first-line chemotherapy for ovarian clear cell#arcinoma: JGOG3017/GCIG Trial [J]. J Clin Oncol,2016,34(24):2881-2887.[7]Farley JH, Brady WE, Fujiwara K, et al. A phase II evaluation of temsirolimus in combination with carboplatin and paclitaxel followed by temsirolimus consolidation as first-lin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tage III-IV clear cell carcinoma of the ovary [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2016,34(15):5531-5531.[8]Anglesio MS, George J, Kulbe H, et al. IL6-STAT3-HIF signaling and therapeutic response to the angiogenesis inhibitor sunitinib in ovarian clear cell cancer [J]. Clin Cancer Res,2011,17(8):2538-2548.[9]Ji JX, Wang YK, Cochrane DR, et al. Clear cell carcinomas of the ovary and kidney: clarity through genomics [J]. J Pathol,2018,244(5):550-564.[10]Chan JK, Brady W, Monk BJ, et al. A phase II evaluation of sunitinib in the treatment of persistent or recurrent clear cell ovarian carcinoma: An NRG Oncology/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Study (GOG-254) [J]. Gynecol Oncol,2018,150(2):247-252.[11]Konstantinopoulos PA, Brady WE, Farley J, et al. Phase II study of single-agent cabozantinib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clear cell ovarian, primary peritoneal or fallopian tube cancer (NRG-GY001) [J]. Gynecol Oncol,2018,150(1):9-13.[12]Eisen T, Loembe AB, Shparyk Y, et al. A randomised, phase II study of nintedanib or sunitinib in previously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advanced renal cell cancer: 3-year results [J]. Br J Cancer,2015,113(8):1140-1147.[13]Lheureux S, Tinker AV, Clarke BA, et al. A clinical and molecular Phase II trial of oral ENMD-2076 in ovarian clear cell carcinoma (OCCC): A Study of the Princess Margaret Phase II Consortium [J]. Clin Cancer Res, 2018,24(24):6168-6174.[14]Jones S, Wang TL, Shih Ie M, et al. Frequent mutations of chromatin remodeling gene ARID1A in ovarian clear cell carcinoma [J]. Science,2010,330(6001):228-231.[15]Wiegand KC, Shah SP, Al-Agha OM, et al. ARID1A mutations in endometriosis-associated ovarian carcinomas [J]. N Engl J Med,2010,363(16):1532-1543.[16]Schilder RJ, Brady WE, Lankes HA, et al. Phase II evaluation of dasatinib in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or persistent epithelial ovarian or primary peritoneal carcinoma: 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study [J]. Gynecol Oncol,2012,127(1):70-74.[17]Miller RE, Brough R, Bajrami I, et al. Synthetic Lethal Targeting of ARID1A-Mutant Ovarian Clear Cell Tumors with Dasatinib [J]. Mol Cancer Ther,2016,15(7):1472-1484.[18]Matulonis UA, Shapira-Frommer R, Santin A, et al. Antitumor activity and safety of pembrolizuma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recurrent ovarian cancer: Interim results from the phase 2 KEYNOTE-100 study [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2018,36(15):5511.[19]Oda K, Hamanishi J, Matsuo K, et al. Genomics to immunotherapy of ovarian clear cell carcinoma: Unique opportunities for management [J]. Gynecol Oncol,2018,151(2):381-389.[20]Hamanishi J, Mandai M, Ikeda T, et al. Safety and Antitumor Activity of Anti-PD-1 Antibody, Nivolumab, in Patients With Platinum-Resistant Ovarian Cancer [J]. J Clin Oncol,2015,33(34):4015-4022.[21]Pemmaraju N, Borate U, Solh M, et al. Dose Escalation Study of BET Inhibitor PLX2853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fractory Acute Myeloid Leukemia or High Risk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J]. Blood,2019,134: 1391-1391.[22]Bitler BG, Aird KM, Garipov A, et al. Synthetic lethality by targeting EZH2 methyltransferase activity in ARID1A-mutated cancers [J]. Nat Med,2015,21(3):231-238.[23]Shi Y, Jia B, Xu W, et al. Chidamide in relapsed or refractory peripheral T cell lymphoma: a multicenter real-world study in China [J]. J Hematol Oncol,2017,10(1):69
叶双 2022-07-18阅读量1.4万
病请描述：“三精准模式” 引领肾癌患者长期生存 70年代以来，全球肾肿瘤发病率稳步上升，大多数国家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至3％，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刊出在JNCC文章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肾癌年新发病例已达到7.4万例，发病率5.4/10万高于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3.56/10万，死亡率1.97/10万高于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1.21/10万。近年来，我国肾癌发病率不断攀升，同时死亡率也在不断上升。GLOBOCAN 2020数据库显示中国肾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位居亚洲地区首位，占比分别为47%和53.8%。 三精准模式（精准手术，精准分期，精准治疗）创造肾癌患者生存率生活质量“双高” 近年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肿瘤多学科（MDT）团队在首席专家叶定伟教授带领下团队总结了8000例肾肿瘤的临床病理随访资料，总结了近万例肾肿瘤的临床病理随访资料，摸索出国人肾脏肿瘤区别于欧美人群的特点，探索出更适用于国人肾癌的“精准评估+精准手术+精准多学科”的三精准模式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早期肾癌 对国人早期肾癌（I，II期）的治疗方法仍以精准手术为主，包括保留肾单位手术和根治性肾切除术（个体化制定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或开放手术方案）。保肾手术首选推荐直径小于4厘米早期肾癌治疗，对于超过4厘米的肿瘤依据术前精准评估也可以选择性的进行保肾。保肾手术的肿瘤控制效果与根治性肾切除的效果一致，还可以减少肾功能的损失，避免术后的肾功能不全或衰竭，减少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率，延长患者的用生存。因此早期肾癌保肾手术的意义不言而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叶定伟教授团队对保肾手术的技术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通过精准阻断，精确切除，精细缝合的手术方法，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肿瘤的完整切除，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患者的肾功能，并且将术后出血和血尿尿漏的风险降到最低，最大程度地保障病人的手术安全性。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叶定伟教授团队I、II期肾癌患者5年生存率分别高达93%、82%，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中期肾癌 中期肾癌（III期）患者治疗原则是尽可能行根治性手术，如无法马上手术，则行新辅助药物等方案治疗后达到降低分期分级的目的后再行手术治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叶定伟教授肾脏肿瘤团队对中期肾癌采取影像结合多学科会诊模式，进行术前的精准分期及定位，为依据患者情况“量身定制”最合适的根治手术或新辅助结合手术方案（经腰、经腹入路开放性、腹腔镜或机器人根治手术），复旦肿瘤III期肾癌的5年生存率高达64%。 晚期肾癌 叶定伟教授肾脏肿瘤团队长期专注于晚期肾癌的综合治疗和临床研究，拥有超过2500例晚期肾癌综合治疗经验，采用精准模式保证患者长期生存的同时，对“肾癌患者全人全程的综合管理模式”同时提升了患者生活质量。通过组建泌尿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诊断科、核医学科、介入治疗、病理科等科室的多学科专家团队（肾癌MDT团队），针对晚期肾癌患者定期定时的专家组会诊形式，提出适合病人目前病情的最佳治疗方案，继而严格执行该治疗方案，同时定期对患者的治疗反馈进行质量评估和优化，不断修正现有的诊疗方案和模式。真正做到了以患者为中心，全程化跟踪管理，发挥多学科强强联合优势，做到真正的1+1＞2的效果，以达到临床治疗的最大获益。此外叶定伟教授还牵头10多项肾癌新药临床研究，为难治性的晚期肾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叶定伟教授带领的肾脏肿瘤MDT团队充分发挥肿瘤医院的专科优势，对晚期肾癌患者采取以手术治疗为主综合治疗，综合应用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冷冻治疗、介入治疗、放射治疗和新药临床研究等多种手段，在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前提下，提高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使经过复旦肿瘤肾脏团队治疗的晚期（IV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28%，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 经过叶定伟教授肾肿瘤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肾脏肿瘤团队在临床和基础科研齐头并进，多项肾癌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期刊和顶级国际会议收录，此外叶定伟教授牵头和参与了国内外众多肾脏肿瘤指南和专家共识的撰写和制定。据悉，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I、II期、III肾癌患者5年生存率分别高达93%、82%，64%；IV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更是接近30%，各分期总5年生存率达77.1%，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比肩全美肾癌手术量最大、治疗效果最好的癌症中心——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同期数据（74%），实现肾癌诊疗数量与质量双重“飞跃”。
叶定伟 2022-07-11阅读量9355
病请描述： 如果您发现血压升高，请试着读一读本短文，主要介绍新发高血压的大概诊疗步骤、重点条目。 第一步，明确是否是有“资格”诊断为高血压。高血压是以动脉血压升高为主要特征的心血管综合征。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血压＞140/90mmHg为高血压的“入门门槛”。需注意，这个标准是诊室血压，测压前休息数分钟，排空二便，精神放松，没有饮浓茶、喝咖啡☕️、喝酒等。不是一次超标就能诊断高血压，非同一日测得的三次血压均超过140/90mmHg方才诊断。另外的血压监测方法是24小时动态血压、家庭自测血压等。家庭自测血压的高血压“入门级别”是＞135/85mmHg。 第二步，排查高血压的原因。高血压分原发性和继发性。继发性高血压约占高血压的5%，由特定的病因引起，部分继发性高血压消除病因后可根治。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很多，包括肾源性、内分泌性、脑源性、心源性等，比如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衰竭、肾囊肿、肾肿瘤、慢性尿路梗阻、甲状腺功能异常、脑垂体瘤、皮质醇增多症、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嗜铬细胞瘤、脑炎、颅内压增高、颅内肿瘤、脑出血、主动脉缩窄、红细胞增多症、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甘草等等。您看到了病因很多，如果医生建议您筛查，请不要排斥。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后即为原发性高血压，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综合作用所致。 第三步，高血压分级和危险分层。1级高血压：140-159/90-99mmHg。2级高血压160-179/100-109mmHg。3级高血压180/110mmHg以上。另外，根据年龄、吸烟史、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心电图、心脏超声、并发症、合并症、糖尿病等评估10年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 第四步，系统检查了解高血压靶器官损害及合并症的诊疗。长期高血压可导致心、脑、肾、血管等损伤，如心肌肥厚、心脏扩大、心衰、脑卒中、慢性肾功能不全、周围动脉粥样硬化、眼底出血等。筛查合并症，如冠心病、糖尿病、高血脂等并给予积极治疗。 第五步，何时启动高血压治疗。一般讲，2级高血压以上，高血压靶器官严重损害，伴严重合并症等情况时应该启动药物降压治疗且通常需要联合降压药物使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必不可少。低盐高钾、低脂、低糖饮食，减重，避免熬夜、吸烟，保持乐观情绪，劳逸结合，适当运动。1级高血压更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数周后无效，也应该考虑药物降压。 第六步，降压药物的选择。常用五类降压药：钙离子拮抗剂、贝塔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利尿剂。除此之外，还有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阿尔法受体拮抗剂、复方降压制剂、中成药等。理论上，任何一种降压药作为初始降压方案均可。不同年龄、血压分级和分层、合并症等的不同，降压药物组合方案有差别。 第七步，降压目标。总体上，基本目标140/90mmHg以下，最好138/80mmHg以下。老年，150/90mmHg以下，能耐受应降至140/90mmHg以下，130/80mmHg是理想目标。80岁以上患者可放宽至160/90mmHg以下。合并肾病、糖尿病，目标血压130/80mmHg以下。降压目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八步，血压监测及长期随访。建议家庭自测血压为主。定期体检了解高血压靶器官损害和有无其它合并症。 第九步，特殊情况如急性高血压危象、儿童青少年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等的识别和处理（略）。 上述是有关高血压的基本问题的简要概述，后续分阶段再拆分细谈。 了解基础知识，与医生共同决定诊疗策略。祝您健康！
蒋伟 2022-05-09阅读量1.6万
病请描述：甲状腺结节的现代管理 原创 任虞洁 甲状腺蓝地 2022-03-21 07:00 【导语】 甲状腺结节在普通人群中很常见，女性患病率较高，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大约5%的甲状腺结节是恶性的，其中大部分是乳头状甲状腺癌。本期我们摘译了2022年1月由Susan J Mandel教授等在Annual Review of Medicine杂志上发表的《甲状腺结节的现代管理》。在本文中，Mandel教授通过建立一个评估甲状腺结节的框架，指导临床医生选择合适的患者进行FNA，并帮助临床医生了解细胞学结果和后续随访，确定未手术结节的监测策略提供建议。 01、引言和流行病学 甲状腺结节在普通人群中很常见。虽然触诊时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可能低至4-5%，但超声检查和尸检显示高达50-67%的个体患病率。结节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高龄、缺碘以及18岁之前头部和颈部的放射史或电离辐射史。大约5%的甲状腺结节是恶性的；其余的是胶质结节、囊肿和甲状腺炎（80%），良性滤泡性肿瘤（10-15%）。超过90%的甲状腺癌是分化的滤泡细胞来源的肿瘤，包括乳头状癌和滤泡癌。其余的包括甲状腺髓样癌，更罕见的是甲状腺未分化癌、淋巴瘤，以及乳腺癌、肺癌、肾癌和黑色素瘤等原发肿瘤的转移。 随着MRI和CT等横断面成像方法的兴起，越来越多偶然发现的甲状腺结节被检出。因此，美国每年进行的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检（FNA：通常在超声引导下，通过细口径针头提取细胞物质的方法）超过60万例。相应地，甲状腺癌的诊断率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预计美国每年将有超过52,000例甲状腺癌病例。这一增长是由甲状腺微小乳头癌的检出率上升和可能的过度诊断推动的；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全球都观察到了类似的发现。大多数分化型甲状腺癌预后良好，5年相对生存率为98.3%。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甲状腺癌死亡人数一直相对稳定在每年约2000例，占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0.4%。 选择甲状腺结节进行FNA的挑战，是避免在不遗漏更严重疾病的情况下诊断出临床上微不足道的小癌症。甲状腺FNA细胞学结果可能包括不确定的结果，其结果可能是需要诊断性手术而不是治疗性手术。通过建立一个评估疑似甲状腺结节患者的框架，临床医生可以明智地选择患者进行FNA，了解细胞学结果和后续随访，并确定未手术结节的监测策略。 02、可疑甲状腺结节的分析 所有患者有甲状腺触诊异常或因其他指征而在影像学上发现的偶发甲状腺结节，应进一步检查，包括病史和检查、生化检查和甲状腺超声检查。体格检查应评估甲状腺是否有肿大、不对称或可触及的结节，以及是否有固定肿块或颈部淋巴结病变。梗阻症状如吞咽困难、结节快速生长和声音嘶哑应予以明确。应评估甲状腺癌的危险因素。 这些病史包括： (1) 18岁之前的头颈部辐射暴露史，通常是由于恶性肿瘤的治疗性辐射（包括骨髓移植放射）或暴露于辐射辐射（例如切尔诺贝利）； (2) 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家族史（定义为三个或三个以上一级亲属）； (3) 或与甲状腺癌相关的综合征的家族史，如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2型（MEN2）、PTEN错构瘤肿瘤综合征（Cowden综合征）、家族性腺瘤性 息肉病、粘液瘤综合征或Wermer综合征。 实验室评估包括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不推荐常规测定血清甲状腺球蛋白。如果血清TSH浓度低于正常，做甲状腺放射性核素扫描（最好是用123I）来评估功能性甲状腺结节。功能性结节表现出相对于周围甲状腺的示踪剂摄取增加，且因为恶性风险（ROM）非常低不需要FNA。这些患者可能需要治疗亚临床或显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这超出了本综述的范围。如果TSH正常或升高，则不需要进行放射性核素显像。 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首选影像检查方法。随着高频、高分辨率探头的出现，超声可以非常有效地描述腺体及潜在结节，超声特征被用来对单个结节进行风险分层，以指导FNA对结节的选择。超声确定甲状腺内结节的解剖位置，并提供对确定结节生长很重要的结节的三维测量。超声还可评估甲状腺质地，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或潜在甲状腺炎患者中可能质地不均匀。此外，所有甲状腺超声检查都应包括对颈部淋巴结的评估，因为甲状腺癌最常转移到局部区域淋巴结，可疑淋巴结的存在将改变活检建议及癌症时的手术计划范围。在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中发现有局灶性摄取的甲状腺结节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恶性的，并可进行FNA。
费健 2022-05-03阅读量1.0万
病请描述：最新研究发现甲状腺癌与肥胖有关！ 甲状腺Doctor 2019-11-16 14:54 来源丨重疾不重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到底是什么原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除了过度检查外，近期一项研究指出，超重和肥胖可能也是导致甲状腺乳头状癌增多的主要原因。 最近国外的一项研究，使用美国NIH-AARP饮食与健康研究队列的数据，对45.7万年龄在50-71岁，没有癌症的参与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超重（BMI 25-29）和肥胖者患甲状腺癌的风险增加分别26%和30%。特别患大于4cm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的风险，超重的人风险增加了近3倍，肥胖的人的风险更是超过5倍。 在小编的印象里，这为肥胖导致的癌症家族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此前小编在课上曾经分享过，去年的研究表明，至少多发性骨髓瘤、结直肠癌、子宫体癌、胆囊癌、肾癌和胰腺癌、乳腺癌已经被证实与肥胖有关。 如今这项研究表明，每6个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患者中就有一个是因为太胖了，而对于预后更差的超过4cm的肿瘤来说，甚至有超过一半人的癌是胖出来的癌。 国外的研究人员在分析原因时指出，超重和肥胖对于甲状腺癌的促进作用不能完全通过体重增加相关的甲状腺疾病来解释。肥胖与甲状腺癌之间的关系可能与高胰岛素血症、慢性炎症以及瘦素、脂联素等脂肪因子水平的改变有关。此外，脂肪组织产生的雌激素可能也与甲状腺疾病、甲状腺癌有关。同时研究人员也预测这种癌症转化成恶性程度更高的甲状腺癌可能性很高。 无独有偶，最近一项国内的研究显示，甲状腺结节在中国人群中较为普遍，其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该研究的多变量分析显示，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女性、患糖尿病、高血压、高频率咀嚼槟榔、红肉摄入量高，而低体重则是保护因素。 众所周知，肥胖影响的不仅仅是癌症发生率，它也是影响高血压、糖尿病、心力衰竭等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而中国所面临的肥胖问题日趋严重。 因此，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强调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并制定了15项具体行动，以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遏制肥胖等疾病的流行，降低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增长人均健康预期寿命。 PS. 2004年，肥胖定义为BMI≥30 kg/m2（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腹型肥胖定义为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0 cm； 2014年,肥胖定义为≥28 kg/m2，腹型肥胖定义为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 声明：本文为转载内容，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ay_0113）
费健 2022-05-01阅读量1.1万
病请描述：WHO权威发布（2021）：中国高发癌症致癌物质清单（二） 订阅康乐福 2022-01-09 00:00 现代医学普遍认为，包括癌症在内的绝大多数疾病，都遵从这样的发展规律。 风险因素持续作用，导致靶细胞，靶组织，靶器官受损，当这些损害不断累积或机体的修复或自愈力没有办法修复维持足够数量足够有质量的组织时，就会导致症状甚至急性事件，最后导致死亡。不难看出，风险因素是始作俑者。不是说避开了风险因素就一定不会得病（真正无风险的生存方式是不存在的），而是说远离风险因素，我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生病的风险，尤其是对于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代谢综合征这些与年龄相关的疾病，这些疾病都有一个重要特征——经年累月的持续应激或损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全球癌症数据，我国2020年新发癌症总数为4,568,754例，因癌症死亡的人数为3,002,899。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1年发布了全球癌症报告，其中列出了不同癌症的明确致癌物。快来看看吧！ NO.8 白血病（包含淋巴瘤）2020年中国新增人数178,238例，占全部新增癌症人数的3.9%风险因素包括（以英文字母排序）： 硫唑嘌呤 Azathioprine 苯 Benzene 白消安 Busulfan 1,3-丁二烯 1,3-Butadiene 苯丁酸氮芥 Chlorambucil 环磷酰胺 Cyclophosphamide 环孢菌素 Cyclosporine Epstein-Barr病毒 Epstein–Barr virus 与顺铂和博莱霉素的依托普肽 Etoposide with cisplatin and bleomycin 裂变产品，包括Stontium-90 Fission products, including strontium-90 甲醛 Formaldehyde 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C viru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类型1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人T细胞淋巴细胞病毒类型1 Human T-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1 Kaposi Sarcoma Herpesvirus. Kaposi sarcoma herpesvirus 六氯化苯 Lindane Melphalan Melphalan MOPP联合化疗 MOPP combined chemotherapy PCP Pentachlorophenol 磷-32 Phosphorus-32 橡胶生产业 Rubber production industry 司莫司汀 [1-(2-氯乙基)-3-(4- 甲基环己基)-1-亚硝基脲,甲基-环已亚硝脲 Semustine [1-(2-chloroethyl)-3-(4-methylcyclohexyl)-1-nitrosourea, or methyl-CCNU] 噻替派 Thiotepa 钍-232及其腐烂产品 Thorium-232 and its decay products 烟草吸烟 Tobacco smoking 曲奥舒凡 Treosulfan X辐射，γ-辐射 X-radiation, γ-radiation NO.9 胰腺癌2020年中国新增人数124,994例，占全部新增癌症人数的2.7%风险因素包括（以英文字母排序）： 无烟烟草 Smokeless tobacco 吸烟 Tobacco smoking NO.10 前列腺癌2020年中国新增人数115,426例，占全部新增癌症人数的2.5%尚未发现与前列腺癌发生有特殊相关的物质，但2,3,7,8-四氯二苯并对二恶英（2,3,7,8-Tetrachlorodibenzo-para-dioxin）的接触或误食会增加机体所有器官癌症的风险。 NO.11 宫颈癌2020年中国新增人数109,741例，占全部新增癌症人数的2.4%风险因素包括（以英文字母排序）： 二乙基雌激素（子宫暴露） Diethylstilbestrol (exposure in utero) 雌激素-孕激素避孕药 Estrogen–progestogen contraceptive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类型1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人乳头瘤病毒16,18,31,33,35,39,45,51,52,56,58,59 Human papillomavirus types 16, 18, 31, 33, 35, 39, 45, 51, 52, 56, 58, 59 吸烟 Tobacco smoking NO.12 膀胱癌2020年中国新增人数85,694例，占全部新增癌症人数的1.9%风险因素包括（以英文字母排序）： 铝制品生产 Aluminium production 4-氨基双苯基 4-Aminobiphenyl 砷和无机砷化合物 Arsenic and inorganic arsenic compounds 金胺制造 Auramine production 对二氨基联苯 Benzidine 萘氮芥 Chlornaphazine 环磷酰胺 Cyclophosphamide 洋红色生产 Magenta production 2-萘胺 2-Naphthylamine 画家（职业敞口为） Painter (occupational exposure as) 橡胶生产业 Rubber production industry 埃及血吸蟲 Schistosoma haematobium 吸烟 Tobacco smoking 邻甲苯胺 ortho-Toluidine X辐射，γ-辐射 X-radiation, γ-radiation NO.13 子宫癌2020年中国新增人数81,964例，占全部新增癌症人数的1.8%风险因素包括（以英文字母排序）： 雌激素绝经治疗 Estrogen menopausal therapy 雌激素 - 孕激素更年期疗法 Estrogen–progestogen menopausal therapy 他莫昔芬 Tamoxifen NO.14 中枢神经系统癌症2020年中国新增人数79,575例，占全部新增癌症人数的1.7%目前发现的只有一个明确的风险因素，那就是X辐射，γ-辐射（X-radiation, γ-radiation）。 NO. 15 肾癌2020年中国新增人数73,587例，占全部新增癌症人数的1.6%风险因素包括（以英文字母排序）： 吸烟 Tobacco smoking 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 X辐射，γ-辐射 X-radiation, γ-radiation
费健 2022-04-30阅读量1.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