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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请描述： 4月15日至21日是第30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综合施策科学防癌”。综合施策，形成防癌抗癌合力；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聚焦健康全过程，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控制癌症风险因素；加强医防融合，创新防治结合工作模式，完善从癌症预防、高危人群筛查到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以及康复服务的一体化防治体系。 对于女性来说，乳腺癌仍是第一位高发的恶性肿瘤。随着治疗技术的不断优化，乳腺癌患者或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得到有尊严、有质量的长期生存。 女性发病率最高的乳腺癌，其实有办法长期生存 对于大多数肿瘤来说，早筛查、早诊治都是防控癌症发生的关键。对乳腺癌患者来说，更是尤为重要，很多患者因为不重视早筛，确诊时往往已经是晚期，错过了宝贵的治疗时机。对于年龄≥45岁，并且有以下危险因素之一的人群，应该定期进行乳腺癌早期筛查： 定期乳腺自查，并与钼靶、彩超等体检项目结合检查拥有BRCA1和BRCA2这两个基因突变的家族人群，倾向高发乳腺癌和卵巢癌。高危人群最好做一下遗传风险评估，抽血进行肿瘤基因筛查，明确是否携带癌症易感基因，根据患者的基因检测结果指导诊疗已在临床上实现。 唐都医院全病程管理，让乳腺癌可以治愈 对于乳腺癌患者诊疗的“全程管理”就要从接诊病人后的详细病史采集开始，系统且全面的辅助检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在这些资料都整理完毕之后，专家组会为患者进行甲乳外科、放疗科、化疗科、影像科、麻醉科、医疗护理团队以及心理医生的MDT多学科会诊。而进入围手术期阶段，更是从手术的指征、时机、术式都需要仔细考量。 全程管理无疑贯穿术前、术中和术后。要不要在术前先进行新辅助治疗？选何种靶向药物，从哪个阶段开始介入？手术之后，要不要进行内分泌治疗？都需要综合病理诊断、基因检测来拿方案。如果错失用药时机，患者可能失掉绝佳的治疗手段，治疗效果也可能大打折扣，这是非常可惜的。在术后并发症的防治，正确的功能性锻炼，以及定期复诊，都决定着预后的效果，而我们唐都医院甲乳外科都有系统的管理及防治措施。 总之，乳腺癌大家切勿恐惧，综合治疗，科学管理，目前治愈率达到了85%-90%，改良根治术、保乳手术、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随着临床精准技术的进展，促进乳腺癌诊疗的规范化和精准化。
赵华栋 2024-04-16阅读量29
病请描述：“Time is leg!” 下肢缺血诊断后30天内血运重建可挽救腿 ——CLIPPER: 强调更快的血运重建可能改变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治疗 类似于“时间就是心肌”（time is myocardium）的概念，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快速治疗可以挽救腿部。 CLIPPER: 强调更快的血运重建可能改变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chronic limb-threatening ischemi, CLTI）治疗 CLIPPER队列的数据提示，在CLTI患者中，从诊断到开始血管内血运重建的时间延迟超过30日与截肢风险增加相关。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使用一种新的以时间为中心的衡量标准来缓解。 米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医学博士Alexander C. Fanaroff在CRT 2024上介绍了研究结果，Fanaroff指出： 这一指标被称为从诊断到肢体血运重建时间 (diagnosis-to-limb revascularization time, D2L) ，其灵感来自于十多年来在STEMI中非常成功的门-球囊(door-to-balloon, D2B)时间性能指标。 Alexander C. Fanaroff 他指出： 从门到球囊的概念大大提高了心肌梗死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治疗的质量，CLTI在这种质量常规中已经过时了。 当然，我们所做的是有局限性的，但这是概念的证明，在CLTI中相对快速的行动是重要的。 与已在STEMI患者中证明的“时间就是心肌”概念以及及时治疗在卒中中的作用相似，CLIPPER队列提示“时间就是腿”（time is leg）： 在研究中，诊断后30日内接受血运重建的患者下肢截肢风险未增加，而在30日后，每延迟10天，大截肢风险增加2.5%。 米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CLIPPER 发现 在这项研究中，Fanaroff及其同事分析了1,130,065名年龄在66岁至86岁的CLTI患者的医疗保险按服务付费索赔数据。 其中，8.8%的患者 (平均年龄75岁; 44%的女性; 13% 的黑人) 在180天内接受了门诊下肢血运重建。 比较两组患者的血运重建情况，45.8%的患者在诊断后30天内进行血运重建，54.2%的患者在诊断后31 ~ 180天进行血运重建。 与30天内血运重建的患者相比，延迟血运重建的患者更有可能患卢瑟福5或6级、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和慢性肺部疾病(所有比较，P < 0.001 )。 一些下肢严重缺血患者，由于近端动脉血流被阻断，远端动脉流出道会重塑萎缩变得很纤细，需要血管外科医生通过专业影像学检查和仔细审视，在一些患者如可以辨识出尚存的合适远端靶血管，可考虑行膝下旁路搭桥手术。远端靶血管一旦通过搭桥旁路重新获得动脉血流，它们会再次启动重塑逐渐恢复管径，远端缺血但生机尚存的足部组织也将有机会 "枯木逢春"。 Fanaroff 指出： 这是让社会和支付方相信这是一个我们应该采取行动的重要问题的第一步。 对于诊断为CLTI后30天内进行血运重建的患者，D2L时间与1年大截肢率无相关性。 然而，在30日以后进行血运重建的组中，30日以后每延迟10日，截肢风险较高(HR 1.025; 95% CI 1.01 ~ 1.04)，超过30天每延迟30天(HR 1.076; 95% CI 1.04 ~ 1.11)。 观察大截肢和小截肢，在确诊30天后，每增加10天，风险增加2%(风险比1.02; 95% CI 1.01 ~ 1.02)。 在两组中均未观察到D2L时间与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联。 需要的护理合作 Fanaroff指出： CLTI的治疗协调由于患者通常年龄较大、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种族和民族成员和/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导致难以在医疗系统中被合理安排流程，这一事实使CLTI的治疗协调更加复杂。 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他指出： 利益相关者制定以患者为中心的协作医疗流程的动机和信息有限。 专家组成员Rachel Rosovsky 医学博士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米国波士顿)指出： 考虑到后期血运重建的患者有更多的合并症，一些医生可能更关注那些严重的疾病，而不是CLTI，并质疑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情况。 Fanaroff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还指出： 在CLTI基础上有更多的合并症也可能是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减少的标志，这可能是另一个难题。 我认为，针对那些(病情较重)的患者进行早期血运重建是有意义的，但总的来说，针对所有患有CLTI的患者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数据显示的，在可能的情况下。 Fanaroff承认： 需要大量的工作来塑造D2L概念，以类似于导致STEMI D2B成功的全面倡议。D2B的部分基础是基于证据的策略，允许在机构和人口统计数据之间建立一个精简和一致的治疗路径。 在某些方面，“D2L”比从“门到球囊”更有挑战性，因为你处理的不是几分钟，而是几天或几周。 另一方面，在门诊环境下的护理协调非常具有挑战性。 因为人们在血管实验室和初级保健医生的办公室里被诊断为CLTI，还有足病医生。这比诊断出STEMI的人要广泛得多。 最终，他指出： 虽然专业协会需要做出具体的努力，以改善CLTI患者的护理，并提供更多的证据，这是第一步，让社会和支付机构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行动。
吕平 2024-03-26阅读量51
病请描述：肺动脉高压（PAH）和与左心和肺疾病相关的肺动脉高压通常易于区分并相应治疗。然而，随着PAH流行病学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患者在诊断时呈现不同程度的合并症。除了传统的PAH外，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表型：一种类似于保留射血分数的心力衰竭表型和一种肺表型。重要的是，目前提出的PAH治疗算法的证据主要来自于PAH临床试验，其中心肺合并症患者往往被低估或排除在外。然而，与心血管代谢和肺部合并症相关的严重肺动脉高压患者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对来说证据较少，如： 1. 患者是否伴有一种慢性疾病，或者是与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2型或3型肺动脉高压，而不是原发性肺动脉高压？2. 患者是否有足够严重或足够组合的心肺合并症，以定义为2型或3型肺动脉高压，而不是具有HFpEF样或肺表型的原发性肺动脉高压？3. 目前批准的血管活性药物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效且安全？4. 目前可用的风险分层工具在这些人群中是否经过验证？5. 在这些患者的基线和长期随访期间，治疗算法是否应进行调整？ 因此，对于患有常见PAH并伴有心肺合并症的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法仍然大部分未知，并需要进一步研究。 PH的整体流行病学 肺动脉高压（PH）是一种相对常见的疾病，每10万人口中最低患病率为127例，影响全球总人口的1%。PH在血流动力学上定义为平均肺动脉压>20 mmHg，并分为五个不同的组别。肺动脉高压（第1组PH）代表了导致肺血管阻力逐渐增加的PA血管病变的原型，最常见的是特发性，但也可能与各种情况相关，如结缔组织疾病、遗传突变、HIV感染、药物和毒素、先天性心脏病和门静脉高压等。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第4组PH）的患者数量也在增加，因为对该病情的认识提高和更积极的筛查，影响1%至3%的急性肺栓塞幸存者。尽管如此，左心疾病（LHD，第2组PH）和肺部疾病（第3组PH）仍然是PH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年长个体中，影响到HFpEF、严重瓣膜疾病和晚期梗阻性和实质性肺疾病的许多患者。无论基础疾病如何，PH的存在都与明显增加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 因此，在诊断时进行广泛的诊断性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以便进行精确的临床分类，从而进行适当的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第2、3和4组PH的患者在初始诊断算法中呈现出明显的异常。尽管如此，在确立与左心疾病相关的PH的诊断时可能会有挑战性，特别是在HFpEF伴有PH的情况下，患者接受利尿剂，肺动脉楔压（PAWP, 12-15 mmHg）边界性增高，有明显的肥胖影响胸内压力。同样，尽管与中度至重度阻塞性/限制性肺疾病相关的轻度至中度PH将始终被认为是第3组PH，但对于仅有轻度肺功能损伤的患者，第3组PH与与常见疾病（如COPD）的轻度形式同时发生的PAH之间的区别可能较为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新的指南将第2组或第三组更新为pulmonary hypertension associated with (而不是 due to) left heart disease/lung diseases and/or hypoxia）。事实上，并没有就足以定义第3组PH的肺疾病严重程度达成共识。这一复杂性在于在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疾病或以前吸烟的情况下，PAH中反复报告了轻度阻塞性、限制性和混合通气障碍，被认为是PAH表型的一部分。因此，在某些患者中，个体分类并不简单。 PAH 流行病学的变化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PAH）在历史上主要影响身体健康的年轻女性个体。然而，PAH患者的人口特征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登记注册相比，最近的登记注册中，PAH患者的平均年龄从36岁增加到50至70岁，男女比例更加平衡，尽管在不同国家之间略有差异。随着年龄增长，合并症的患病率也在增加。在当前人口水平上，大约25%的成年人患有两种或更多种慢性疾病，65岁以上的患者合并症更多。 合并症对 PAH 的影响 尽管目前尚无共识如何描述PAH患者的合并症，但在PAH患者中，合并症的患病率正在增加。大规模的PAH登记注册已经记录了特发性PAH患者中心脏、呼吸和代谢合并症的高患病率，包括全身性高血压（27%-68%）、肥胖（18%-33%）、糖尿病（12%-31%）、冠状动脉疾病（9%-25%）、心房颤动（5%-27%）和阻塞性气道疾病（22%）。患有与特定心脏疾病和肺部疾病或共享危险因素相关的PAH患者的合并症比例可能更高。例如，多达90%的硬皮病患者在CT扫描上显示出间质性改变的证据，40%至75%的患者显示出肺功能测试异常。因此，PAH流行病学的变化使其与与左心疾病和肺部疾病相关的PH的区分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更为边缘的血流动力学严重性和合并症增加的患者而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排除了患有2型至4型PH的患者后，PAH患者中存在几种不同的表型。已经确定了两种主要的表型，分别占特发性PAH患者的33%到50%。第一种是HFpEF样表型，通常涉及年龄较大、通常为女性的患者，其HFpEF的风险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全身性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与传统PAH患者相比，其生存率较低。第二种表型是肺部表型，由年长、以男性为主、之前或现在吸烟的个体组成，其肺功能测试相对保留，但肺一氧化碳弥散能力（DLCO）显著偏低，肺部影像显示有轻度的实质受累，且频繁出现低氧血症，与较差的长期预后相关。详细的组织病理分析表明，这些患者可能存在一种与传统PAH不同的血管病变，其特点包括无丛状病变以及除微血管重塑外的血管稀疏化。此外，登记研究表明，定义为吸烟史和DLCO < 45%的特发性PAH患者与3型PH患者具有相似的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功能受损、对治疗的反应以及尽管肺动力学与经典特发性PAH相同，但特别高的死亡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没有吸烟史，在同一登记簿中，大约33%的HFpEF样表型患者也表现出DLCO < 45%的情况，这一发现可能与肺静脉重塑有关。重要的是，因为与双等位EIF2AK4突变相关的放射学和组织学变化的范围比以前认为的更广，所以对于年轻人或具有其他PAH静脉/毛细血管受累风险因素的患者，应怀疑存在肺静脉闭塞性疾病。 图1. 对于患有肺动脉高压（PAH）的患者，心肺相关合并症与疾病表型之间的关系的示意图。即使在被认为患有PAH的患者中，随着年龄和合并症负担的增加，尤其是在血流动力学损伤较轻或肺动脉楔压边缘性增加的情况下，出现显著肺血管病的可能性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对PAH特异性治疗的反应可能会较不显著。相反，PAH的风险因素，如结缔组织疾病的存在，增加了相关的肺血管病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与肺实质异常相关的肺血流动力学严重不一致的情况下。DLCO = 一氧化碳肺扩散能力；HFpEF = 保留射血分数的心力衰竭；PAWP = 肺动脉楔压力；PFT = 肺功能测试。 评估合并症对 PAH 特异性治疗反应的影响 支持当前提出的PAH治疗算法的证据主要来自于PAH试验，这些试验中心脏肺合并症患者通常被低估或排除在外。尽管如此，由于存在两种以上心脏代谢风险因素而被排除在AMBITION试验主要分析集外的105名患者的亚组分析提供了一些见解。总体而言，这些患者的联合治疗效果不太明确，对临床恶化和运动能力影响不显著，且由于不良事件而永久停药的比例较高。自那时以来，具有三个或更多HFpEF风险因素的患者通常已被排除在PAH试验之外。相反，在Selexipag （司来帕格，GRIPHON）研究的事后分析中，心脏代谢风险因素的数量对selexipag对临床恶化的治疗效果影响有限。重要的是，GRIPHON研究排除了肺血管阻力<5 Wood单位的患者，最终得到的患者人群与上文所述的HFpEF样表型不同。实际上，随机对照试验中严格的入选标准通常导致对轻度心肺状况和缺乏其他普遍合并症（如慢性肾脏疾病、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和全身虚弱）的受试者的显著选择偏倚。这在新启动的肺动脉高压治疗比较前瞻性登记（COMPERA）登记簿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该登记注册研究中，患有三种或更多合并症的特发性PAH患者比GRIPHON研究中招募的具有相同数量心脏代谢合并症的PAH患者年龄更大，运动能力更低。利用实际数据进行的研究也显示，心脏代谢风险因素在特发性PAH患者中日常过度代表性，并且在这些患者中，功能状态、N末端前脑钠肽和风险评分的改善不太明显。综上所述，这些发现表明，试验中观察到的合并症不太可能代表日常实践中观察到的合并症，这对上述亚组分析的外部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合并症数量、严重程度和可替代性 最近一系列研究表明，合并症数量的增加是一个相关的预后决定因素。然而，有趣的是，四分层风险工具预测了结果，而不管心脏代谢合并症的存在与否，这表明年龄和合并症，这些因素并未被专门纳入欧洲呼吸学会/欧洲心脏学会风险评分，通过对功能状态、运动能力和循环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影响间接地影响风险分层。尽管提供了PAH治疗在这些感兴趣的亚组中的疗效证据，但探索心脏代谢合并症数量与治疗反应之间的关联缺乏足够的细微差别来真正理解同时存在的疾病类型和严重程度的治疗含义。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合并症及其组合可能不同程度地相关。例如，我们基本上没有关于PAH患者使用血管活性药物（VASP）安全性和疗效性的数据，特别是具有肺部表型的患者。值得注意的是，PAH关键的随机临床试验包括了FEV1和总肺活量分别低至预测值的50%至55%和60%至70%的患者，而直到最近，非常低的DLCO才成为PAH试验的排除标准之一。然而，导致PAH药物获批的关键试验中没有捕获到受试者的肺功能测试数据，从而阻碍了支持PAH治疗在可能进入关键试验的具有肺部表型的PAH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亚组分析。这令人担忧，因为安普利生坦和利奥西瓦坦与特发性肺纤维化和与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ILDs）相关的PH患者的不良事件风险增加有关。类似地，PAH患者使用PAH治疗时会导致气体交换进一步受损，而登记簿数据表明，特发性PAH患者具有肺部表型对治疗的反应有限。 现行指南和心肺合并症患者 目前对不同PH群体的治疗管理策略基本不同。PAH特异性治疗的组合，无论是初始联合治疗还是序贯治疗，已经被充分证明可以显著改善PAH患者的运动能力，并延缓临床恶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证据主要来自于招募特发性（以及较小程度的遗传和药物/毒素相关）PAH或与结缔组织疾病相关的PAH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而其他类型的PAH在大多数PAH治疗试验中未被纳入或低估。尽管如此，当前的指南建议增加治疗以达到低死亡风险的目标，意识到这样的风险评分可能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达到。因此，在年长患者中，对于具有重大虚弱或伴发严重疾病的患者，对于更积极的治疗，包括使用静脉前列环素和前列腺素受体激动剂，常常会有所保留。相反，非严重PH（例如，目前定义为肺血管阻力<5 Wood单位）、中度至重度实质性疾病、边缘性肺毛细血管压（13-15 mm Hg）以及缺乏PAH风险因素对经典PAH不利。除了吸入曲前列醇被证明可以改善与ILD相关的PH患者的运动能力外，PAH治疗在与LHD和肺部疾病相关的非严重PH患者中，通常是无效的或与液体潴留、增加的不良事件和增强的失配相关。甚至在组合的前/后心内膜PH或成功主动脉或二尖瓣置换或修复后，优化基础疾病的治疗和保守措施仍然是管理2型和3型PH患者的关键因素。虽然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有时被考虑用于与合并的前/后心内膜PH或伴有重大肺部疾病的选择性患者，但基于非对照研究，专家中心内的个体化护理是推荐的。符合这种谨慎的方法，最近的指南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方法，用于具有同时存在的轻度心肺合并症但不足以引起严重PH的PAH患者，对于这些患者，无论其风险类别如何，都建议初始PAH单药治疗，并对随后的治疗方法提供有限的指导。 当前指南和患者护理的细微差别 传统PAH和严重LHD（2型）及肺部疾病（3型）相关的非严重PH通常很容易加以区分，并相应进行治疗。随着当前长期存活率的提高，患者以前的经典PAH发展出合并症并不罕见，增加了疾病管理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它们的适当管理可能已经有助于改善观察到的结果。相反，对于在诊断时具有PAH和伴发心肺合并症的患者，最佳治疗方法仍然大部分未知，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一复杂性由这些个体患者的独特表型加剧，合并症的数量、严重程度和关联/协同作用的变化给肺循环带来了异质性的负担。在缺乏强有力的基于证据的指导下，对于具有心肺合并症的患者的治疗仍然主要是经验性的，并且在各个中心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图3. 对于患有传统肺动脉高压（PAH）、2组和3组肺动脉高压（PH）、以及合并心肺合并症的患者的治疗方案。对于患有传统PAH的患者，最常见的是建议采用PAH特异性治疗的组合治疗，根据需要进行额外治疗，以达到低风险评分的目标。对于某些患有传统PAH的患者，在个体化的基础上优化治疗，同时认识到并非总能达到低风险的状态，尤其是在年龄较大、体弱或存在其他非心肺合并症的患者。相反，对于2组和3组PH患者的治疗通常限于优化治疗基础的左心疾病和肺部疾病，例外情况是与间质性肺病（ILD）相关的PH。已经证明吸入曲前列醇可以在16周内改善ILD患者的运动能力并可能延缓临床恶化。虽然长期数据尚不清楚，但最近的指南建议在这些患者中考虑使用吸入曲前列醇。值得注意的是，肺功能检测显示存在肺梗阻的患者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亚组分析显示肺血管阻力（PVR）升高、肺的一氧化碳扩散能力（DLCO）低下和运动能力低下的患者可能会从吸入曲前列醇中获益最多，而在具有纤维化和肺气肿的患者中，运动能力的改善是温和的，需要极度谨慎解释亚组分析。尽管已批准的PAH药物不建议用于2组和3组PH，但建议在专家中心内个体化治疗这些患有严重前颈前后颈PH（例如PVR > 5 WU）的患者。已使用多个心力衰竭保留射血分数（HFpEF）的风险因素来定义患有严重前颈前后颈PH的患者，其中包括肥胖、糖尿病、系统性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重要的是，社会性慢性疾病在普通人群中非常常见。在明确前颈前后颈严重PH的存在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因素的患者可能会考虑采用组合疗法。否则，最常见的是使用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单独治疗。对于在单药治疗中表现出持续的前颈前后颈PH且客观临床和血流动力学改善的患者，将提出额外治疗，而对于在随访中临床恶化或出现明显的后颈PH的患者，将提出保守治疗方法，因为他们通常不是肺移植的最佳候选者。最后，与非常低的DLCO和/或肺实质异常相关的严重PH的患者将被认为患有肺表型的PAH。由于其对治疗的有限反应、预后不佳以及存在PAH治疗导致氧合受损的风险，最初将提出单药治疗，最常见的是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除非患者存在明显的与PAH相关的风险因素，如结缔组织疾病。尽管没有证据支持，但在ILD孤立情况下，吸入曲前列醇也可以考虑。值得注意的是，吸入曲前列醇只在与西地那非或波生坦的背景治疗一起使用时显示出益处，而在INCREASE试验中招募的患者表现出与肺表型而不是PAH相关的2组3组PH相兼容的中等到严重的实质性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安立生坦和利奥西胍已与原发性肺纤维化和与原发性ILD相关的PH患者的不良事件增加有关，因此通常不使用。对于在治疗中持续恶化的患者，将考虑保守治疗并转诊至姑息治疗，除非符合肺移植的条件。 在加拿大的中心，对于表现为HFpEF样或肺部表型的严重前毛细血管PH的患者的治疗与经典PAH的管理明显不同（图2）。全身性高血压、糖尿病、脂质代谢紊乱和肥胖是人群中普遍存在的情况。虽然据报道这些心脏代谢合并症的数量增加与血流动力学改善的减少、在治疗中达到/维持低风险状态的可能性降低以及在糖尿病存在时的预后更差，但在明确的前毛细血管PH背景下，包括升高的肺血管阻力、PAWP < 12 mmHg、负液体负荷试验和超声心动图上无明显舒张功能障碍或中度至重度左心房扩大，这些病人通常会被视为经典PAH进行治疗。这一方法得到了AMBITION试验的亚组分析的支持，该分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治疗有一定的益处。然而，在标记的肥胖影响血流动力学曲线的情况下，将特别注意初始诊断工作。相反，在存在边缘性PAWP、超声心动图显示有临床意义的左心病变或在诊断时不太常见的PAH风险因素（如心房颤动）的情况下，即使在存在严重前毛细血管PH的情况下，也会优先采用保守治疗。最常推荐的初始单药治疗是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因为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可能与液体潴留风险增加有关。也会向患者透明地披露实际治疗期望。尽管非侵入性评估已被证明在随访中适当地对PAH患者进行风险分层，但HFpEF样表型的患者将在3至4个月后进行全面重新评估，包括重复右心导管检查。如果初步治疗对前毛细血管PH的客观反应持续存在，则将建议通过添加内皮素受体拮抗剂来升级治疗。相反，对于明显的HFpEF样表型患者，在PAH治疗中心出现临床恶化或PAWP升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年龄较大、虚弱或伴有其他相关合并症的患者，则会提出保守治疗方法。 对于具有肺部表型的PAH患者的治疗甚至更加不明显。与PAH相关的情况，包括易于患PAH和ILD的结缔组织疾病，应进行密集筛查，因为这会增加存在重要的PA血管病变的可能性（图1）。尽管观察性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对治疗的反应和长期预后仍然有限，但具有相对保留肺功能的患者很可能参与了以前导致PAH药物批准的关键试验，并且应该被类似地治疗。然而，在没有结缔组织疾病的情况下，最合适的一线治疗仍然是未知的。对于患有轻度ILD的患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考虑使用吸入曲前列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吸入曲前列素只在与西地那非或波生坦背景治疗相结合时显示了益处，而在INCREASE试验中招募的患者中，他们通常表现出与3型PH而非PAH的肺部表型相符的中度至重度实质性疾病。然而，亚组分析表明，在其中，那些在不存在伴发肺气肿的情况下患有最严重PH（肺血管阻力升高、DLCO低、运动能力低）的患者可能会从吸入曲前列素中获益最多，需要极度谨慎地解释亚组分析的结果。否则，在患者经过3至4个月的全面评估后，包括血流动力学评估后，通常会建议首先进行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的单药治疗。对于对初始治疗有反应的患者，将考虑治疗升级，权衡在吸入曲前列素不可用的情况下添加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的个体化风险与益处比。与以上情况类似，对于明显的肺部表型并在PAH治疗中出现临床恶化的患者，以及不适合肺移植的患者，将提出保守的治疗方法。 总结 随着PAH流行病学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患者在诊断时伴有不同程度的合并症。目前的证据显示，心肺合并症与治疗反应有限、达到低风险状态的可能性低和高死亡风险相关。尽管如此，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确定哪种程度的严重性或心肺合并症的组合区分2型至3型PH与特发性PAH的HFpEF样或肺表型，以及这些特定表型的风险分层工具的相关性，以及这些患者最合适的治疗算法。这包括对当前PAH治疗及其组合的风险与收益评估，以及理想情况下解决这些复杂多样的疾病的血管、心肌代谢和实质组分的新靶点。 参考文献： Provencher S, Mai V, Bonnet S. Managing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With Cardiopulmonary Comorbidities. Chest. 2024 Mar;165(3):682-691. doi: 10.1016/j.chest.2023.08.023. PMID: 38461018.
姜蓉 2024-03-26阅读量107
病请描述：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患病率逐年上升，给患者健康带来严重威胁。该病症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症状不明显，但及时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因为一旦进入中晚期，肾功能将受到严重损害，难以恢复。 研究结果表明：西医治疗方法中，内质网应激被认为是糖尿病肾病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调控内质网应激偶联的炎症信号通路可能成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此外，血液透析等技术也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能有效清除体内毒素和炎症因子，保护血管和免疫功能。但长期使用血液透析可能引发糖代谢紊乱等不良效果，因此需要适当控制透析频率。 中医治疗糖尿病肾病则注重益气养阴、活血化瘀散结以及清热利湿活血等方法。中医认为肾虚血瘀是糖尿病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治疗多以改善肾虚和血瘀为主。近年来，“肾络微型癥积”学说逐渐成为糖尿病肾病理论研究的基础和治疗的新方向。 总之，糖尿病肾病的治疗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病情、治疗方法的优缺点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有效方法，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李锦玉, 刘孝猛, 李波, 李萌. 糖尿病肾病的病症及治疗方法进展研究[J]. 糖尿病新世界, 2015, (20): 70-72.
微医药 2024-03-26阅读量61
